马克斯·韦伯,独行于极地寒夜-银河网站

马克斯·韦伯,独行于极地寒夜

原载：《南风窗》2024年第15期 作者：张 茜

左右着韦伯的，始终是那个为现代性定下灰色基调的问题，即成就了现代文明的理性和自由价值，正处在危险之中，而被认为能够奋起捍卫理性和自由事业的力量，却让人乐观不起来。

雅思贝尔斯在他的哲学自传中，记录了一次在韦伯家的星期天聚会。同为哲学院同僚的李凯尔特，当时大讲特讲自己的价值体系六领域说，其中一个领域为“对异性的爱”李凯尔特称它是“当今具有完整价值的哲学”。就在他开始对爱情作具体的哲理探讨时，韦伯突然很生气地打断了他:“别再用这种'园亭(一本伤感杂志)方式谈论了,这很无聊!

没有比这句“这很无聊”更适合走人韦伯的思想世界的导语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思想遗产，无论是对易北河以东省份农业工人状况的调查，还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学术与政治》，乃至没能写完的《经济与社会》,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专属于这位思想巨擘的绝对坚持，即不接受以思想的名义简化、回避现实世界的无限复杂。

也就是说，对于期待打开几本哲学书，能像在麦当劳自助点餐，简单操作便能获得高热量思想套餐的人来说，应该果断跳过韦伯。不像康德和黑格尔，他并不以指出哲学的终极目的而闻名:不像马克思，他也没有提供任何昂扬的历史道路和未来愿景。

左右着韦伯的，始终是那个为现代性定下灰色基调的问题，那个他在1893年怀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提出的，并在如今持续挤压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问题，即成就了现代文明的理性和自由价值，正处在危险之中，而被认为能够奋起捍卫理性和自由事业的力量，却让人乐观不起来。

对易北河以东省份农业工人状况的调查

韦伯最早的独立学术工作，是从法学和法律史领域开始的，他最初获得的教职，是柏林大学的法学讲师。1891年前后，韦伯一边作为大学讲师，讲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和商法，一边作为研究者，受托对易北河以东省份的农业工人状况做了广泛的调查，其成果是一份900 页的公开发表报告(1892年)。

他的分析重点，是东部大土地庄园里散工逐渐取代半依附农民的过程。

韦伯把整个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分为两类:一类是半依附性的年度契约工。农场主与劳力全家签订契约后，所有家庭劳动力都必须在庄园里帮工，收入主要依靠工薪和实物补贴。此外，他们在冬季还能分获一份农产品，但数量取决于庄园土地的总收益。这种分配结构,复活了旧式地主必须全年供养他的农奴的劳动状况，即半奴隶半契约式的家长制人身依附关系。

依附工一般从小就是庄园的仆人生活必需品由庄园提供，有微薄工资完全听命于主人，奴性在青年时代就产生了，之后有了足够的积蓄，便购置牛,种子和家具，结婚生子，再根据自己的意愿成为经济前景稳定的依附工。

另一类是按日雇佣的散工。与工业雇佣劳动者大同小异，他们不受制于庄园的行政权力,不在意庄园的收益情况,能否有高工资和低物价，才是散工的利益关切点。日工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庄园的商业化和集约化程度。一般来说散工在 30 岁时,收入最高，之后便每况愈下。家产少到不足以成为佃农，加上农场经营能力不足，让他们逐渐接受了某种阶级意识。

虽然依附工的长期机会、生活保障和起居都比日工好,但韦伯的调查显示,和人身依附关系捆绑在一起的长期经济回报，远没有对自力更生的渴求具备吸引力。他观察到收入丰厚的依附工在放弃有保障的地位，以使自己像'自由日工那样前途未卜”，决心移民也在所不辞,为的是摆脱对一个主人的人身依附。

而且，相较依附工，日工的生活更轻松。按日付酬，免除了作为依附工时要关心天气、农产品市场、关税政策、牲畜疾病等等的牵挂。此外，谋求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获得独立的个人经济地位，而不是满足于成为年度契约工，也是值得注意的基本动机。

韦伯认为，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解放倾向“表现了令人吃惊的、纯粹心理上的'自由’魅力”，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考量被置于第二位，在不顾经济损失追求人格独立的过程中，社会民主党有名无实的集体主义，也被抛弃掉了。

这里便是韦伯和马克思主义者最清晰的思想分野处，他们都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对大庄园经济及其家长制生活方式的摧毁性力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恩格斯发表于 1894 年的《法德农民问题》中，在提到易北河以东的农民问题时,他用的词是“被驱逐”和“注定灭亡的农民”，社会民主党则是可能的朋友。

也就是说，和仅仅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决定性因素相比，韦伯注意到了农业工人对人身依附关系的主动背离，以及他们在作出“不够理性的”经济选择时，个人主义倾向的追求作为决定性的心理因素，构成了观念的动力。

作为一名激烈批评容克大地主自负贪婪、滥施淫威，批评工业资本家奴颜婢膝、求宠于宫廷的个人主义者，韦伯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认为农业工人比容克和资本家更值得尊敬，因为他们'在不可避免的生存斗争及苦难中，维护人最美好的东西”，体现着最应该受外部环境培养和鼓励的高尚追求。

由此，韦伯在毕生工作中所贯彻的基本遵循之一便清晰地奠定了,即重视观念，重视个人行动中所体现的精神意义。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接着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力图证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某种“有选择的亲和性”的旨趣所在。

站在毕生事业的起点上，韦伯是如此热烈的。但同时，他又是清醒到绝望的。

难以实现的经济独立

在总结关于农业工人的研究成果时，他指出了让他颇感无奈的那一面--随着家庭共同体的破裂,“今天人们愿意自立门户，自食其力，脱离父母的家庭，脱离亲缘联系。现在的问题是，从现代生活条件的发展情况看，对于个人来说，所渴望的经济独立愈益难以实现，甚至到晚年都实现不了”。

因为，回到实际利益上，农业工人在精神上的人格独立，是以其物质生活上的彻底无产阶级化，以及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决裂为代价的。同时发生的，是地主的身份也开始了不可逆的转变，他们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商业企业家阶级。

在这里，现代发展的进程，体现为“非个人化的阶级统治及其所有心理后果取代了人身支配关系”

伴随着资本主义劳工关系的兴起韦伯很快发现“最低的工资以及最贫穷的物质与社会生活条件，二者发展到工人不得不听之任之的地步”;而且，最集约化的工作，需要的是大量缺乏技能资格的劳动者，而不是熟练劳工，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最受欢迎的工人，是那些生活条件最低的工人。

但对于无产阶级大众的“无组织状态”和文化条件，韦伯不抱任何乐观幻想。

韦伯自己，把“阶级”定义为“由市场状况决定的阶级状况”，它仅仅被视作社会行动可能而常见的基础。阶级状况还会根据财产性质、劳动性质，在市场上进一步分化为阶层。

也就是说，阶级在韦伯这里，它能产生的结果，可能仅限于促成“大众行为”，例如发牢骚，或者工人心照不宣的怠工。在韦伯看来，结社自由虽然为农业工人提供了形式上的合法性，但工人实际上的散沙状态，限制了他们建设性地使用该项权利的意愿和能力。

然而，出于对人道主义价值的坚守,他无法接受对工人毫无底线的剥削和异化;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韦伯也无法接受阶级冲突尖锐化可能对德国造成的损伤。

首先，韦伯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在剥削上的非人性是“具有支配性的自然法则”，他批评那些认为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是“一种政治与社会秩序的不可触动的基础”的观念，在他看来，这一观念服务于特定秩序,而这秩序排斥“激进的干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在易北河以东观察到的劳工后果，仅仅在特定的条件下发展，这些条件是东部地区土地财产的分配，与容克作为衰落阶级的政治欲望相结合的产物。在韦伯看来激进的干预是可以想象的。由此，他把目光投向了国家对财产分配制度的正确干预，这也是他毕生致力于设计法制性统治赖以成立的理想原型--现代国家--的思想开端。

“正当的秩序”何在?

他对中国社会与宗教、印度宗教与制度、卡里斯玛型领导与统治、传统型统治的分析，和法律理性的出现、法制性统治下的权力斗争，以及对官僚制的详尽论述一道，清晰地从属于这一肩负着政治使命感的学术抱负。

要进入韦伯的思想体系，要先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一种“正当的秩序”吗?

对于韦伯来说，这不是一个吊儿郎当的相对主义就可以敷衍了事的问题。他把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定为“有意义的行动”，即被认为在理智上、情感上和习惯上追求“理念旨趣或物质利益”的行动,而“对存在合法权力制度的信念”内含于所有人对理念旨趣和物质利益的追求中。

尤其是涉及社会关系部分(区别于市场关系)的社会行为，需要受正当秩序的支配。那么，如何界定秩序的正当与否呢?标准很简单，只要行使权力和服从权力的人，都认为它正当，它就正当，就能存在下去，即哈贝马斯后来花了大力气去论述的合法性问题。

这种正当秩序的维持，依赖于一个组织结构，即官僚制;一个被证明能够通过行使权威维持秩序的人组成的行政班子。但真正的困难，从这里开始。行政官员常常要寻求扩大、永久化自己的利益，并在实践中试图改动他们应该执行的政策，而且立法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中时，官僚思想的谋私倾向，直接受到法律形式主义总趋势的推动，长此以往，“法治”的权威性必将受到削弱，个人自由在官僚生活方式的支配下，将难以为继。

韦伯恐惧于“整个世界有朝一日将只充斥着一种小齿轮，亦即孜孜于一官半职并朝思暮想升迁的人，这种事态在古埃及文献当中有所记载，而在将来还会再现…特别是对学生--这个系统的后代--的精神发挥着愈来愈大的影响。对官僚制的热情……足以使人绝望”。

没错，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绝望”一词的。也正是在如此深重的绝望中,他于 1919 年1月28日,在“脑力劳动作为职业”系列演讲中,做了《以政治为业》的演讲。

他区分了“为”政治而生存的人,和“靠”政治而生存的人。

对于靠政治而生存的人，政治的弊端将在他们手上发挥到极致，因为斗争焦点将是官职授予权，随着官僚机构的壮大，斗争趋势只会愈演愈烈。对于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他指出的是另一条残忍小径。

献身于一项事业、但又不脱离实际的激情，责任感，再加上恰如其分(与人与事保持距离)的判断力，一个人才能勉强出发。

在无数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善’的结果，他将不得不采取道德上有风险的手段，承受恶的副效应，即在根本上接受“世界在道德上的无理性”。为政治而生存，他将永远被卡在伦理上的两难困境中，压力之下，自己的人性向何处弯折，完全由自己负责。

韦伯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觉得自己可以“为”政治而生存的年轻人身上他早已明说:“我们的前方…是冰冷严酷的极地寒夜。”他形容政治就相当于坚定而从容地钻透硬木板，需要激情和眼光。

理所当然地认为争取权力等于实践不正义,视运用权力为洪水猛兽的人是没有必要读韦伯的;同样，天真烂地认为手无寸铁等于良心清白，急于认同个体命运微不足道的人，也没有必要读他。在快乐至上、体验至上的流行生活哲学面前，韦伯更是显得过时了，但这丝毫无损于他的伟岸，反而只是揭露了当代人处境的荒诞和逼仄。

对于那些不想朝着虚无遁世的大儒主义闭眼跳下的人来说，艰辛的前路上，将永远有韦伯的陪伴。在《以政治为业》的末尾，他依然在强调一种西西弗斯式的信念:“一个人只有确信，即便他打算为之献身的这个世界在他看来如此愚蠢和卑劣,他仍然不至于心灰意冷面对这一切他仍然能够说'但是’!”

只有做到这一步，不懈追求世间的不可能之事，才可以说他负担起了政治这项“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