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北经济分化的再考察 ——经济均分线移动与增速贡献分解的双重视角-银河网站

中国南北经济分化的再考察

——经济均分线移动与增速贡献分解的双重视角

原载：《区域与城市经济》2024第9期 作者：罗 津 孙雅慧 李 悦

摘 要:文章从南北方经济差距视角探究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特征与成因。文章提出“南北经济均分线”反映南北差距动态变化,发现均分线大致在南京-上海一带徘徊,但其位置在2000-2013年缓慢北移、2013年后则迅速南移,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前南北方经济差距已超过东西部经济差距且尚无收敛趋势,已经成为中国区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来源,因此必须深入探寻南北经济差距在2013年后出现趋势转折的原因。从区域-产业归因角度而言,文章创新性地提出增速贡献分解模型将南北经济总差距在产业和区城层面进行分解。发现南北经济差距在区城维度表现为“东北失速-失速现象扩散-区域经济分化”的发展规律,在产业维度表现为“工业失速为主-各行业普遍失速”的演化特征。为说明上述现象的产生原因,文章构造包含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地域差距、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五大驱动因素的经济增长框架,对南北方分别进行门槛分析,结果表明北方地区经济增长模式在2014年发生转折,转折点后北方产生投资增速下降、劳动力外流、人力资本弹性降低、地域不平衡性增大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可能是南北差距的主要诱因。最后，文章针对上述复杂因素提出政策建议。

一、引 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也逐渐产生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经济差距拉大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许宪春等,2019),长期以来学术界和政府重点关注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在国家层面制定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一系列鼓励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区域调控战略,东中西部差距逐渐收敛(魏后凯等,2020)。然而,在中国区域发展的“横向平衡"逐步建立的同时,“纵向失衡”问题则日渐显现。自2013年起北方地区出现经济失速现象,cdp增速全面落后于南方地区,人口外流、第二产业增速下滑问题也较为严重。开放系统中区域经济活动一旦失衡,难以依靠市场力量回归稳态,反而可能会出现恶性“积累循环”(孙志燕、侯永志,2019)。因此,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关键节点,南北差距问题必须得到重视和尽早应对,才能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有关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文献大多关注东中西部差距,改革开放以后的研究从20世纪末(陈国阶,1997)持续至今,研究内容可归纳为两个类别:一是东中西差距的形成原因,包括区位优势(linand chen,2004)、产业结构(杨仁发,2013)、要素投入(dai,2016:周璇、陶长琪,2019)等;二是东中西差距在各个维度的表现和影响,包括人力资本(guo etal.,2014;刘智勇等,2018)、全要素生产率(刘华军等,2018)、能源效率(赵金楼等,2013)、城镇化(chen etal.,2014)、农业生态效率(王宝义、张卫国,2016)等。关注南北差距的文献相对较少,同样起始于20世纪末(陈钊,1999),认为南北差距主要由南北方区位条件、政策优惠和工业基础的差异所导致(吴殿廷,2001)。之后随着南北方经济增速趋同,南北差距的研究出现断层,直到2013年北方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之后才重新受到学术界关注(盛来运等,2018)。上述文献研究内容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事实:首先,在中国东中西差距长期存在的同时,南北差距也逐渐拉大,成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新兴问题;其次,当前的南北差距问题同20世纪末相比虽有区位、产业等相同诱因,但更多是由于2013年前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造成的,需要从全新视角予以解读。

主流观点认为当前的南北差距问题是多种因素叠加影响的结果,将南北经济的影响因素分为三个类别:一是外部因素,即南北方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国家政策和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差异(杨明洪等,2021);二是内部因素,包括产业结构、投资水平、人口迁移、技术创新、市场化水平等维度的差异(杨明洪、黄平,2020;董雪兵、池若楠,2020;邓仲良、张可云,2020;liang etal.,2021;安虎森、周江涛2021);三是事件冲击,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及之后的经济刺激计划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邓忠奇等,2020;蔡之兵,2019)。然而,在确定影响因素之外,还需进一步考虑上述因素对南北方经济影响的不同程度与机理,其原因在于即使南北经济发展在某因素上存在差异,但若该因素的规模和贡献率始终未发生变化,并不能将其认定为导致2013年之后南北经济分化的原因。同时,大多数基于要素贡献的相关研究均以2013年对南北方样本分段,但对于南方和北方的要素贡献是否均发生了突变、变动时间是否为2013年等问题还缺乏依据。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经历深刻变革,区域经济分化态势明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日益成为区域发展动力增长极,这一新发展格局背景对南北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例如,从区域经济分化视角而言，南北方的各子区域(如北方的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存在明显差异,需要进一步讨论各子区域在整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肖金成等,2022);从增长动力极化视角而言,城市群和高增速省份不断集聚优质生产要素,需要考虑它们对外围区域究竟是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还是仅产生要素虹吸作用。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决策依据。

本文尝试深入探讨南北经济差距的现状、特征与成因,并重点聚焦如下问题:一是中国南北方经济差距现状如何?是否已经取代东西差距成为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动因?二是南北差距问题在不同子区域、不同时间段、不同产业间是否存在差异化表现?三是南北方生产要素投人、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的规模和贡献率是否在2013年前后发生变化?其变化是否导致南北差距的突然扩大?如何应对?本文的贡献包括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本文提出“南北经济均分线"的概念来衡量南北差距的动态发展趋势,并借助重心分析构建了一个南北差距和东西差距可比的分析框架,为现有研究提供了关于经济发展平衡性的分析工具和可视化方案。其次,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经济增速贡献分解模型,能够排除区域经济基础、产业规模等因素对常规统计指标的影响,将南北经济总差距在产业或区域层面进行分解,从而说明南北方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状况和不同产业发展情况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差距。最后,本文建立了一个由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地域差距、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五大因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框架,通过门槛分析考察上述因素对南北方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是否在2013年前后出现转折,进一步说明经济差距的形成原因。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学术界对于南北差距问题的认识,也有助于决策部门制定更加科学的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二、南北经济差距的现状及其与东中西差距的比较

(一)南北经济差距的直观展示:经济均分线为了直观反映南北经济差距变动,受地理学中胡焕庸线的启发,本文尝试寻找一条可将中国经济南北均分的纬线,使得纬线南北两侧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相等,称其为“中国南北经济均分线”。借助经纬度线展示经济特征变化是分析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方法,其优势在于能够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在地理空间中具象化,从而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趋势。经济均分线对应纬度值代表了南北方经济力量的相对均衡位置,各年间均分线的移动方向与距离不仅能够反映南北经济差异化发展的方向与幅度,也有助于观察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从而为本文后续分析奠定事实基础。均分线纬度的确定方法如下:

首先,根据行政中心所在纬度将中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单位(根据时间跨度内的动态变化调整)由南至北排列,分别从最南端和最北端依次进行给定年份国内生产总值的累加,得到南部和北部经济总量。

然后,找出最终无论被加到南方或北方都会破坏经济总量均衡的地级单位(简称为均衡市)。假设均衡市的生产总值在南北方向上是均匀分布的,将均衡市生产总值一分为二计人南北两个部分使得二者经济总量相等。

最后,均衡市向南、向北各取一个相邻的地级市,将其纬度作为均衡市南北纬度区间。使用均衡市生产总值各需计入南北部经济总量的比例做纬度区间的南北分配,其临界纬度值所对应的纬线即为近似的“中国经济南北均分线”

南北均分线同实际南北方分界线的相对距离反映了南北经济差距的大小,而不同年份南北均分线的移动反映了南北经济差距的变动趋势,因此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南北经济差距的动态演变规律。本文计算了 2000-2020年间多个年份的南北均分线,考虑到人口流动是导致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本文不仅测算了基于总量指标的均分线,还测算了基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均分线(下文分别简称为总量线和人均线),各地级单位的生产总值数据通过csmar数据库和各省份统计年鉴获得，人均生产总值通过cnrds经济数据库获得。

表1汇报了各年度南北均分线和均衡市位置,我们进一步通过图像较为直观地展示了各年份南北均分线的纬度位置及变动趋势,其中图1为总量线移动趋势,图2为人均线移动趋势。本文以经济发达且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为观察基准,可见基于总量指标和人均量指标计算的南北均分线均始终位于实际南北分界线以南,且穿过的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区域,均分线的小幅移动也需跨越庞大的经济体量。具体而言,总量线在2013年以前大致在江苏省南部31"47'n至31°59'n的纬度范围内波动,距离大致为24.05km;而2013年后大幅南移至上海市境内,2018年为31°13'n,移动距离约为 72.15km,是2013年之前波动距离的3倍。人均线在观测期间大致在31°48'n至 33"15'n的纬度范围内波动,并同样在2013年出现南移趋势,这同总量线变动趋势一致。从移动幅度而言，人均线的纬度波动更大,在2013年便出现大幅南移,2013年后移动幅度减缓,而总量线则在2013-2018年间才出现大幅南移,这一区别可能是由北方地区劳动力南向迁移所致。在北方总量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人口增速也因劳动力外流而下降,从而冲抵了人均生产总值的下降幅度。均分线的移动说明中国南北经济正由差异化均衡向差异化失衡转变,而南北方不仅在经济总量上逐渐产生缺口,在人均经济指标上也存在缺口,这一人均生产总值差异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北方劳动力外流和总量经济的下滑,因此必须进一步探究南北经济差距的特征与成因,从而针对性提出解决经济缺口的有效对策。

(二)南北经济差距的统计分析

进一步通过统计指标观察南北经济差距的具体特征。南北方经济总量差额体现了南北经济差距的绝对规模,而经济增速差额反映了南北经济差距的扩张速度。

图3展示了2000-2020年南北方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及其差距,可见在最近20年间南方经济总量始终高于北方,但二者差距在2013年之前保持稳定甚至略有收缩。2013年至2018年间南北经济总量占比的差距从14.85%迅速扩大至29.59%,增长了近一倍,在2018年后二者差距则保持缓慢上升的趋势。图4展示了2000-2020年南北方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及其差距,可见在2012年及之前南北方经济增速基本持平,北方经济增速甚至在个别年份高于南方地区。然而在2013年后,随着中国经济从总量增长阶段向结构调整阶段的转变,南北经济增速均有降低,且北方经济增速的下降幅度要远高于南方,导致二者差距逐渐增大。南北增速差距在2018年的峰值时高达14.72%,随后差距缩小,但始终保持“南高北低"的状态。总体来看,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起始年份为2013年,在后续年份始终保持扩张态势根据其扩张速度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阶段:2013-2018年南北差距迅速扩张阶段和2018年以后南北差距趋向平稳阶段。图5将2000-2020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南北差距和东西差距进行对比。其中折线图分别为南北方和东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比的差额,反映经济差距的绝对规模;条形图则分别为南北方和东西部经济差距的逐年变化量,反映经济差距的变动情况。可见东西差距在2005年后整体呈现稳步缩小的趋势,从2005年的最大值42.42%下降至2020年的最小值33.34%,减少了21.39%:而南北差距在 2013年后扩张了99.09%,2020年达到最高值29.56%,南北差距仅比东西差距低3.78%。然而西部地区缺乏海港与运河资源、自然环境较差、人口稀少,东西差距的存在难以避免且具有合理性而南北方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的差别相对较小,南北经济差距扩大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变化远超过东西差距,可能真正反映了中国区域经济进一步失衡的客观现实,必须深入探究。

(三)南北差距与东西差距的比较

中国南北方的划分一直以来较为模糊,地理学提出秦岭-淮河一线为最常用的南北分界线,也可通过地域文化等其他依据做南北划分。然而,省级行政区往往存在跨越南北分界线的情况,使得对省份的南北划分还略有争议,东中西部省份的划分也存在类似问题。为了避免区域划分方法对分析结论的影响,需要将不同区域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重心分析法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0uah.2011)。重心(center of gravity)是物理学概念,amos(1988)首次将其应用于经济学领域。经济重心能够解释经济现象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化规律,反映国家或区域的发展方向和平衡性(grether andmathys ,2010)。

使用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坐标作为省级行政区位置,以地区生产总值衡量省份经济发展状况,则给定年份中国经济重心的坐标表达式为:

本文利用中国31个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直辖市的地理坐标和1978-2020年各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计算40余年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并将其绘制成中国经济重心迁移轨迹图(图6)。由图可见,1978-2020年的经济重心的坐标在11400~115°40℃,31°30'n~34°00'n范围内,均坐落于河南省。重心迁移的整体趋势是由东北向西南方向移动,且南移距离远大于西移距离。本文进一步计算了2000年以来经济重心向南、向西移动的距离,展示于图7。可见中国经济重心自2005年以来便开始稳定地向西移动,这反映了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果初步显现。同时,经济重心在20002013年间始终保持较为稳定甚至略向北移动的态势,在2013年后则大幅向南移动,仅5年便超过了西移距离。上述现象说明近年来中国东中西差距在不断缩小,而南北差距则迅速拉大,中国区域经济“纵向失衡”的扩大无论从速度还是规模上都远超“横向均衡”,因此南北经济差距已经超过东中西差距成为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的主要推动因素。

三、区域和产业维度的增速贡献分解

(一)区域分化视角

北方在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速方面同南方的差距逐年拉大、南北差距已经逐步取代东西差距成为当前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影响因素。考虑到新发展格局下区域经济加速分化的特征,在对南北差距的整体性分析外,还需考虑各子区域和省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例如北方经济是局部失速还是整体性失速?南方经济的增长又是否源于个别地区的拉动?为进一步分析南北差距的空间和时间特征,本文对南北方经济增速进行分解,计算各省级行政区的增速贡献:

本文分别计算各省份在每个年度对所在区域的增速贡献,为了更好地体现省份增速贡献在2013年后的变化,以2012年为基期,计算各年份每个省份增速贡献值相对基期的变化量,展示于表2。为了方便观察南北方省份差异,将数值结果绘制成折线图,展示于图8,其中南方省份以黑色标识,北方省份以灰色标识。

分析发现,北方自2013年以来经济失速的现象较为严重,且存在典型的阶段性区域分化特征其中2013-2015年属于经济失速的发展期,增速贡献下降的现象首先在东北地区出现和加剧,然后逐渐扩散至华北地区。2016年及以后属于经济失速的分化期,各省份之间差距拉大,发展趋势出现分化:东北地区的增速贡献仍在不断下降,20世纪末东北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产值占比超过50%,但随着新兴产业发展和国民需求更迭,原有要素驱动的重工业体系无法继续支撑本地经济增长,而新的增长点则尚未建立,使得本地经济增长乏力(李培林,2022);华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部分省份出现增速贡献的上升趋势,北京、河南、陕西、山西、新疆等省份的增速贡献均较15年有大幅提升,山东省则出现了增速贡献先上升再下降的“倒u型"趋势。显然,北方在初期经济增速全面下滑后采取的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创新驱动转型、新兴产业培育等战略在大部分省份和区域取得积极效果,但由于东北地区经济增速下滑较为严重,使得北方整体经济增速仍呈现下滑趋势。

南方总体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但也大致经历了以2016年为界的局部地区经济失速和经济分化发展的两个阶段,只是各省份增速贡献下降程度和省份间增速差距都小于北方。南方个别地区增速贡献下降的问题最早出现在2014年的江苏、浙江和广东,通过吸引外资和技术引进获取的优势逐渐减弱,加之人口红利的消失,使得上述南方几个经济发达程度最高的省份率先出现增长动力缺失的问题,随后紧靠广东的湖南和广西两地也受到一定影响。相反,在2016年以后,贵州、云南、安徽等经济发达程度相对偏低的省份的增速贡献则稳步提升,其中安徽的发展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提供的发展平台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本地新兴产业的培育。从2010年合肥和马鞍山首次纳人长三角到2019年安徽全境纳人,长三角区域在安徽先后进行5次扩容,在这一过程中安徽利用长三角活跃的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流动与溢出效应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例如,2013年到2021年,安徽省汽车产业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全国高17.3%。贵州省和云南省的发展则得益于西部大开战略实施以后旅游业和“煤电烟酒"等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从2000年到疫情前的2019年,云南省国内和国际旅游收人增长率分别是全国平均增长率的3.24倍和1.88倍,贵州省同期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则相当于全国的11.77倍。在优势特色产业方面,2000年到2021年贵州省白酒产量占全国份额从1.76%上升到4.86%,同期云南省卷烟产量从占全国的5.52%上升到14.62%两者占全国的份额分别有176%和165%的增长。尽管发展模式存在区别,但上述省份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本地优势产业培育、区域发展战略引导、承接发达省份要素和产业转移三个共性特征。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对周边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南北方也存在差异。南方地区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城市群已经初县规模,逐步形成了在集群空间形态下的协同发展规划,并逐渐通过产业转移和规模优势发挥对周边省份的带动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安徽省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支持下的飞速增长。北方地区多数城市群仍处于培育发展阶段,辐射带动作用有限。例如河北省尽管背靠京津冀都市圈,但其增速贡献在2013年转负之后仍逐渐下行。这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市同周边区域的公共服务资源和基础设施差异巨大,导致要素向中心城市的单向集聚;另一方面由于周边城市同中心城市产业关联性较弱,北京和天津的产业优势在于科研,高端服务业和战略新兴产业,而其周边的河北乃至东北地区、山西和内蒙古则更多以重工业,资源型产业为主导,从而无法完全承接中心城市的优质要素和产业转移。

总之,南北方在2013年后均经历了局部经济失速和经济分化发展两个阶段,其差别在于北方经济失速范围更广、程度更高,尤其是东北地区的经济失速问题最为严重。北方同时存在城市群发育不足的问题,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市单向流人而缺乏相应的对外产业转移,这可能是导致南北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

(二)产业归因视角

北方经济失速导致南北经济差异,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的经济失速是仅存在于某一特定产业,还是多个产业的整体性失速?本文首先对比南北方不同产业的增速,其增速曲线展示于图9.同时单独列出东北地区以便观察其产业发展状况。南北方绝大多数产业的增长速度均在 2013年后出现下降,这反映了国际贸易红利、人口红利的减弱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政府投资增长效应的减弱。从南北方对比来看,北方增速短期或持续落后于南方的现象在各个产业中普遍存在,其中工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南北增速差距最大,其次是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农林牧渔业则在 2014-2017年间存在较大的增速差距。东北地区除农林牧渔业、住宿餐饮业外,其他产业的经济增速均不仅远低于南方,同北方的平均增速也存在一定差距。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第二产业增速在 2013年后迅速下降,东北地区在2014-2016年连续三年出现工业增加值负增长的现象,建筑业增速则常年维持在略高于0的水平,同南方及北方平均水平的差距明显。此外,东北地区第三产业的各细分行业在2016年后也出现增速下降的问题,这可能是由于第二产业失速进一步加剧投资和人口外流所致。

与之前的处理方式相同,考虑到规模较小的产业即使增速变动很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可能也较为微弱,通过计算各产业的增速贡献来控制产业规模的影响。将公式(2)中的省份标识替换为产业标志,则产业i在年份t对区域k的经济增速贡献可表示为:

将上述各个产业对南北增速差异的贡献绘制成条形图,展示于图10。增速差异贡献越高,表示该产业对南北增速差异扩大的影响越强,而若增速差异贡献为负则说明北方在该行业的发展快于南方,将缩小南北增速差异。

对比图9和图10发现,考虑产业规模后的分析结论同仅对比产业增速时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尽管2013年后北方建筑业增速下降,同南方产生较大差距,但由于建筑业整体规模相对其他产业较小,因此对于南北增速差异的影响不大。与之相反,由于工业占全部产业的比重较大,北方工业增速的下滑对南北增速差异产生了较大影响。从图9的具体情况而言,南方在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及其他行业的产值和增速均高于北方,尽管各行业在2013年前后的南北差距略有缩小,但其整体规模和方向未发生较大变化,因此南北增速差距的产生并非源于南北方在第三产业上的差距。在2013年之前,北方在工业增速贡献上始终高于南方,客观上抵消了南方在第三产业上的优势,宏观上表现为南北平衡发展,但随着2013年后北方工业增速的迅速下降,无法使南北方达到平衡,导致南北经济差距扩大。

2013年后北方工业增速下降是南北增速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这一结论同蔡之兵(2019)的观点是一致的。图10显示,工业在初期具有缩小南北增速差距的效果,且该作用逐渐增强直至2008年达到顶点,随后出现断崖式下降并持续至2012年,2013年起工业对北方经济的支撑作用逐年减弱,并逐渐落后于南方,并最终成为南北差距扩大的主要推动力。导致上述现象产生的可能原因在于北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较为缓慢,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受到的冲击大于南方,以“四万亿计划”为代表的政府投资计划在稳定经济的同时客观上延缓了北方的产业转型的步伐,且积累了过多冗余资源和无效产能(邓忠奇等,2020),根据im的统计显示,计划推出后,中国的资本利用率从2008年前的80%左右下降至2011年的60%,而生产品指数一度攀升至50以上,暗示了经济运行效率的减缓和产能过剩问题的加剧。然而,“四万亿计划”的确刺激了生产总值、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的短期增长(0uyang and peng,2015),上述多重因素的叠加使得北方的过于依赖重工业和资源型行业的经济隐患直至2013年后才开始显露。

四、南北增速差距扩大的影响因素分析

区域经济增长受到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地域差距、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等因素的影响,任一因素的变动都可能引发经济总量和增速的波动。本文在充分解析南北经济增速差距扩大的地域特征和产业特征基础上,尝试探究上述因素在南北增速差距扩大过程中的表现。与现有研究直接将样本划分为2013年前后两段分别进行回归的方法不同,本文使用门槛效应模型,其优势在于可验证各个因素对南北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存在转折点即“门槛”,并科学确定转折发生的年份即门槛数值,避免了人为划分样本期导致的潜在偏差。

(一)经济增长分析框架

劳动力投入和资本积累是社会生产的基础投入要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指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和知识以劳动力为载体形成人力资本,并通过“干中学"和知识外溢不断取得新的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上述因素构成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本文建立如下拓展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

考虑到本文的区域分化和产业归因部分发现南北经济差距很可能是由北方不同区域增速差异扩大和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增速下降而第三产业增长动力不足所致,本文进一步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增加反映增长平衡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两个指标来探究区域和产业分异的深层原因。其一,新发展格局下城市群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源,但当前我国城市群仍处于扩张发展阶段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尚不确定。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城市群既有可能通过人力资源外溢、产业和技术转移而对周边地区产生带动作用,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也有可能因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和优良的公共资源产生对周边生产要素的“虹吸效应”导致增速差距进一步拉大。本文构造一个地域相对差距指标探究南北方经济发展符合上述哪一种情况:

其中,regd,是介于0和1之间的数值,反映省份i在第:年的经济增速在全部省份中的相对水平,数值越小说明经济增速越高。如果该指标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低增速地区的增长受抑制,区域经济分化存在进一步加剧的风险,需要通过区域协调政策推动城市群与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如果该指标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低增速地区能够获得中心城市的产业和技术转移,城市群能够引领区域发展。

其二,基于产业归因视角的结论,由于工业是北方省份主导产业,当工业增速开始下降后,北方缺乏相应的产业发展来补充增长缺口。产业结构单一、第三产业发展相对不足可能是北方部分省份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在北方地区积极推动产业转型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因此需要探讨当前南北方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产业升级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在早期工业基础不完善阶段以工业发展、农业比重下降为特征的产业转型过程,此时产业发展指标大多采用非农产值比重衡量。其二则是在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信息技术革命和金融发展带来的“经济服务化"趋势,其特征是第三产业崛起。因此,本文借鉴干春晖等(2011),使用第三产业同第二产业比值构造产业高级化指标,反映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的影响。

此外,相比于产业结构优化反映了生产要素的部门间流通,对外贸易则推动了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二者均通过要素资源重新配置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知识和技术也同时随着人力资本的转移在部门和国际间传播。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奇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进出口贸易和外商投资因此本文还考虑了国际贸易的影响。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在公式(7)的基础上构造如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其中,为总产出,用地区生产总值衡量:,为技术进步,通过本地人均发明专利数衡量:, 为资本存量,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新增投资通过当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衡量,以1978年为基期,折旧率为15%,具体做法参照王维等(2017);,为劳动力投人,通过三次产业就业人数衡量:为人力资本,通过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为地域差距,通过经济增速在所有省份中的相对位置衡量;为产业发展,通过产业高级化指标即第三产业产值同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衡量;为国际贸易,通过外贸依存度指标即进出口总额占生产总值比重来衡量。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为随机干扰项。

使用中国 2004-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主要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和国泰安数据库,受教育年限数据通过《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提供的劳动力学历比例推算。生产总值、人均发明专利、固定资本存量和就业人数四个指标做对数化处理。表3展示了模型中使用的各项指标在全国和南北方分组中的均值和方差,南方的固定资本存量、就业人数及人均发明专利等生产要素均高于北方,外贸依存度指标远高于北方地区;北方的优势则在于人均受教育年限更高。从相对增长水平来看,南方均值高于北方,这同南方省份的经济增速普遍高于北方的现实情况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的产业高级化平均值却略高于南方,但是该指标在北方地区的方差远大于南方,说明各省份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这一结论也同图8中北方不同省份经济增速差距拉大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门槛检验及门槛模型设定

本文主旨在于考察不同因素对南北方经济发展的弹性系数差异,并观察弹性系数是否在不同年份发生变化,进而分析南北经济增速差异的产生原因。因此,选用年份作为门槛变量并进行门槛检验,逐一增加门槛数量,并通过自抽样(bootstrap)检验判断是否应保留该门槛。表4汇报了检验结果,可见对南方样本的单门槛检验在5%的水平下显著,拒绝不存在门槛的原假设,双门槛检验则不显著,说明南方在2004-2017年间只存在一个要素贡献转折点,落在2005-2007年区间内,门槛值为2006年。北方样本的单门槛、双门槛检验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下显著,三门槛检验不显著,说明存在两个要素贡献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同南方一致为2006年,第二个转折点则落在2013-2015年区间内,推荐门槛值为2014年。本文图3显示南北经济增速差距在2013年初步显现后,在2014年及之后年份迅速扩大,期间南方经济增速相对稳定,而北方增速则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门槛检验的结果同上述经济现象是十分吻合的。

根据门槛检验结果,分别对南方省份和北方省份建立如下面板固定效应门槛模型:

(三) 回归结果及南北经济增速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表4展示了对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对各要素弹性系数进行逐一分析:

第一,从要素投人角度而言,尽管南北方资本和劳动的总合贡献率均在0.5左右,但南方的资本弹性系数要远高于北方,这意味着投资回报率在南方相对更高,即南方地区在吸引资金方面更有优势。2013-2017年南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北方高16.60%,年均增长率为10.14%,而北方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长率仅为2.02%,东北地区则为-4.30%,出现了负增长。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资源型行业和重工业占比较高,产业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在2013年前由于东北振兴战略、应对金融危机的政府投资计划等政策,保持了相对稳定的高投资增速(王智勇、许海平,2021),然而国家各类援助政策以项目投资为主,使得北方地区以工业为核心的产业格局转变缓慢,也导致无效产能堆积,加之工业缺乏核心竞争力、营商环境相对不透明等问题,客观上削弱了北方地区的引资能力,投资增速下滑必然导致经济失速。北方地区投资增速同经济增速的变动方向和幅度高度吻合,也侧面证明了这一论断。

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投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南方经济增长受人力资本投人的影响更大,对劳动力投入则不敏感;北方地区则相反,较为依赖劳动力投入。此外,北方劳动力的弹性系数呈下降趋势,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则短暂升高后转为不显著,这可能反映了北方劳动力外流的问题。北方在2013年及之前的三次产业就业人数普遍保持2%左右的年度增长,南方则在1.5%上下,这一阶段劳动力的增长弥补了资本弹性系数的差距,使得北方经济增速同南方持平。2013年后,北方劳动力增速大幅下行,在2015年落后于南方,2017年后出现劳动力净流出且缺口逐年增大。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在2010-2020年11年间,尽管全国总人口仍在增长,东北三省却出现了累计1000万人以上的人口负增长。劳动力短缺成为制约北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第二,技术进步对南北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北方的弹性系数更大。然而,北方目前技术水平相对较弱,在南方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承接了部分低效产能,尚未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带动经济增长的优势。北方无论在研发投入强度还是规模上都逐渐落后于南方,南方研发投入强度在 2013年低于北方,但之后的六年间增长了0.4%,同期北方的研发投入强度仅增加了0.04%,研发投入规模也从占南方的71%下降为51.5%。从专利产出上来看,北方的专利总量和人均量均低于南方且缺口逐年增大;从专利结构来看,北方的授权专利中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发明专利占比更大,但这一优势也在逐渐丧失,到2008年南方人均发明专利数量也超过了北方。技术进步能够推动新技术对落后技术的改良和替代,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传统产业的变革与发展,另一方面能够拉动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产业迭代和转型,还能够提升要素投入的生产率。由于北方以工业为主导产业,资源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较高,产业转型起步相对较晚,技术进步的推动效果更为明显,因此着力提升北方地区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尽快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可能是破解北方经济失速问题的关键举措。

第三,地域差距对南方经济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北方地区产生显著且逐渐加剧的负向影响,意味着北方地区经济增速相对较低的省份受要素流失的负面影响超过产业转移的积极影响,存在“弱者愈弱"的现象,在无政策干预的情况下省份间经济差距将进一步拉大(黄少安、谢冬水,2022)。中心城市和经济增速较高的地区投资回报和劳动力工资相对更高,产生要素集聚效应,导致投资和人力资源要素由周边向中心集聚。近年来我国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加剧了东北、内蒙古等地区劳动力外流:环保压力加大和去过剩产能使得北方重工业遭遇滑坡,导致投资外流。加之南方地区近年来信息技术、生物科技和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增长迅速,使得资金和人才不仅是从低增速地区向一线城市和发达省份流动,更在宏观上表现为从北向南流动(张建武等2021),从而加剧南北经济差距。

第四,南方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北方的产业结构则对经济发展存在阻碍作用,这意味着北方地区的确存在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北方地区第二产业比重高,第三产业增长缓慢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二产业中又以重化工业,资源型产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主,更为依赖要素和投资驱动,技术含量较高的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对薄弱,产业老旧和产业转型困难的问题严峻。经济发展主要由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主导,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这也是北方地区产业转型的主要障碍。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样本期内,产业结构对北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小,在2014年后转为不显著,但期间北方的第三产业并未出现大幅增长,这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可能更多源于第二产业增速萎缩造成的被动调整,这同前文产业归因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

第五,国际贸易对南方经济增长拉动明显,而对北方拉动效果不显著。南方地区在改革开放后凭借政策倾斜、劳动力资源和海洋运输的便利迅速融入国际市场及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与南方凭借国际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并通过吸引外资和技术引进反哺本土产业相比,北方在此领域缺乏优势从绝对规模上来看,北方进出口总额仅占南方的不足1/3;从进出口相对规模来看,南方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贸依存度始终高于北方,个别城市的外贸依存度甚至超过100%,尽管这一比重随着南方经济增长而略有下降,目前仍为北方1.7倍左右。国际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包括推动本地技术进步,促进本地金融发展、制度创新与市场化水平提升,通过对接全球价值链带动本地产业升级等,也可作为提升北方经济增速的重要途径。

借鉴盛来运等(2018)的做法,我们在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测算了各要素的增长贡献度展示于表6。表中数值采用2014年及之后的要素数值同相应弹性系数相乘,然后分南北方计算均值,其数值大小反映了对应要素类型拉动南北方经济增长的点数。数值后的星号为弹性系数的显著程度。结果显示,资本存量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技术进步的影响也均显著,这一结论同我国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现状高度吻合。对比南北方而言,南方经济明显呈现多点驱动的态势,除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外,人力资本、国际贸易和产业结构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影响,其贡献度除技术进步外均远高于北方地区。相比而言,尽管技术进步对北方经济的拉动高于南方,北方资本积累的贡献相对较低,人力资本、国际贸易对经济均未产生显著贡献,产业结构则产生了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在驱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北方还受到地域差距的显著负向影响。由此可见北方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产业结构单一的确是导致南北方经济差距拉大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其他要素贡献偏低的问题也是制约北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四个方面检验回归结论的稳健性。首先,通过gmm模型避免潜在内生性对回归结果的干扰。许多经济社会现象具有持续性且相互关联,表现为计量模型中的自回归问题,例如资本存量劳动力等因素可能受到往期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为避免上述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借鉴唐未兵等(2014)构造动态增长模型进行分析。在经济增长框架中引人滞后一期的总产出指标,并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本文旨在考察南北方经济增长模式在不同阶段的差异,因此根据门槛值将南北方样本分组,然后对各组子样本分别回归。回归结果同门槛效应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基本结论没有受到潜在内生性的影响。

其次,通过分阶段回归检验门槛划分的合理性。门槛模型表明北方经济增长式在2014年出现转折点,而南方则未发生转折,这是导致南北经济差异的原因之一。本文进一步检验南方在14年前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未发生明显变化,从而判断门槛划分的合理性。将南方省份样本分2014年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分别进行回归,发现除国际贸易指标数值略有下降之外,其他指标系数在显著性和系数大小方面均较为接近。上述结果说明南方在两个时间段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发生明显

变化,门槛划分是合理的。再次,构造交互项模型检验分组回归结果。南北方经济增长模式的对比也可以通过直接在模型中加入分类指标交互项的方法实现,从而避免南北方分组回归导致样本量减少的问题。本文构造是否为北方省份的虚拟变量同各要素生成交互项加人回归模型,并对2014年及之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也同本文基本结论保持一致。

最后,考虑到产业高级化指标只能反映产业规模的相对关系,而难以直接说明第二、第三产业变化趋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额外采用标准化后的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作为产业层面指标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在2014年后北方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大幅下降,而第三产业弹性系数则提升缓慢,说明南北经济差距在产业层面是由北方第二产业衰落和第三产业增长动力不足所致,从而验证了产业分析的结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由来已久,除东西差距外,近十年来南北差距也在逐渐扩大。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南北经济差距在2013年后迅速扩大,至2018年速度放缓,但未出现收敛现象。南北经济差距在进入21世纪以来扩大的程度已经超过东西差距,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动因。(2)从地域特征来看,南北差距主要缘于北方区域经济分化,尤其是东北地区经济失速,按时间先后又可分为经济失速从东北地区产生并逐渐向其他省份扩散的阶段,以及东北地区持续失速其他省份分化发展的阶段。(3)从产业特征来看,2013年后北方三次产业各个细分行业的增速均低于南方,但南北经济差距主要源于北方快速的工业萎缩。同北方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地区首先经历了第二产业失速,然后是第三产业失速,失速幅度较大。(4)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来看,北方经济失速的直接原因是投资增速下滑、劳动力流出和人力资本贡献下降,其深层原因则是北方传统产业比重过高且转型升级缓慢、技术滞后、国际贸易相对薄弱等问题。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五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顶层设计中引入南北维度,优化区域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的大尺度区域发展战略基本以东西部差距为着力点。虽然在2003年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但此后基本未再制定推动北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需要强调的是,东西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区位条件、自然环境等客观原因造成的,而南北差距的成因与之有明显区别。北方许多省份区位条件优越目自然资源丰富,人力资源也具有显著优势,如果能够通过强有力的区域发展战略和举措激活区域要素的活力,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量贡献将远远高于西部。为此建议:

第一,将缩小南北差距上升至国家战略。在国家层面战略规划中明确缩小南北差距的阶段目标、主要任务、实现路径和战略举措。充分发挥国家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主导作用,一方面通过重大项目和工程、重大改革试点(如国有企业、人事制度)等在经济关键领域施加杠杆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层面的区域协调战略推动区域协同发展,避免不同省份各施其政而在整体上出现政策冲突的问题。

第二,强化北方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加强城市群间的协同发展。一方面借鉴长三角一体化的建设经验,支持京津冀世界级都市圈建设,并围绕西安、郑州、济南、沈阳等中心城市打造若干区域性城市群。另一方面依托长江经济带和黄河经济带的顶层设计,加强城市群间的协同联动。就具体措施而言,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牵头对长江经济带与黄河经济带的城市群进行整体规划,明确各城市的产业定位与分工,避免产业同质化竞争或产业差异过大无法形成集聚优势(吴楚豪、周颖,2023)。中心节点城市一般聚焦高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周边地区则应结合自身优势,围绕节点城市产业链上下游发展特色产业,形成产业互补,从而有效承接中心节点城市的产业和要素转移。此外,还需通过建立定期的区域合作会议、论坛等形式,加强各城市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第三,通过一系列配套措施为城市群发展与协同联动提供基础。一方面促进人才、投资、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北方回流。制定人才政策,提升北方地区医疗卫生、公共文化和城市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保障能力,吸引高素质劳动力回流;通过财税政策和科技创新政策吸引资金流入和推动技术发展。另一方面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区域内的互联互通水平。不仅推动公路、铁路和水电网等传统基础设施成网增效,为城市群互通和要素流动提供便利,还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包括工业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集合线上功能和人工智能的数字化智能设施,以及国家重大科技鎄型础设施等。

(二)充分利用数字化和绿色发展战略契机,推动北方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本文发现南北经济差距主要源于近十年来北方快速的工业萎缩。与南方地区改革开放以后迅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并充分利用了广阔的国际消费市场不同,北方地区虽然原有的工业基础较好,但产业转型升级一直不成功。北方既没有在改革开放初期利用比较优势实现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腾飞,又没能在重化工工业部门利用消化吸收再创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表现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经济结构的明显特征。为此建议:

第一,抓住新的契机加快北方重化工业的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升级。数字化和智能化是信息工业革命的更高级阶段,要抓住这一契机加快北方产业结构的调整,包括对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和新兴的数字化产业培育(朱晓武等,2024)。另外,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加快实施也是一个新的契机，并将对北方的资源型和重化工业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未来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将成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两大新动力,其革命性影响非常有利于北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二,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提升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重化工业的集群化效应明显,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发达国家的冲击,北方地区重化工业的区域内部产业链和供应链被打乱而变得支离破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围绕中央提出的供应链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的要求,北方各省要结合地方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重点产业及特色产业,找准自身在国内供应链上的位置并提升关键环节的配套水平,在能源工业、重型装备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工业、金属冶炼工业、化学工业等领域打造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区域产业集群和创新集群。

第三,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依附于制造业,贯穿于生产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北方地区比较发达的重化工业在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过程中能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带来大量机会。北方多个城市是交通和信息枢纽,具有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良好基础,如北京的研发设计、金融服务、信息和技术服务,天津、郑州、济南、西安和沈阳的物流服务。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的相互支撑和良性互动,必将促进北方区城产业竞争力的繁荣。

(三)优化对外开放格局,在北方地区建立更多的开放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心长期在南方,所有的经济特区、大部分对外开放港口城市大部分其他对外开放空间载体均偏倚南方。建议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带来的新机遇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的新变化,优化北方区域的对外开放布局。例如,可以在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建立新的经济特区,在经济发展洼地构政策高地。

除此之外,北方各省区可利用区位优势,打造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对外窗口。环渤海地区良港密布,同时依托大秦铁路等陆上交通动脉能很好地完成与内陆地区的市场交互。因此环渤海各港口(唐山港、天津港、锦州港、秦皇岛港等)可根据各自特点,发挥差异化优势,打造成世界级海港集群,以服务北方地区的对外贸易与交流。环渤海地区距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具有显著的距离优势,应进一步推动天津和大连等自贸试验区建设,利用政策优势,进一步发挥东北亚经济圈重要支点的作用。新疆地区深处中亚腹地,北邻俄罗斯西接阿富汗南壤印巴,是我国陆上贸易的重要门户。中亚及南亚地区有数十亿的消费人口以及巨量的基建诉求,俄罗斯及中亚地区也是我国能源进口的重要来源。新疆地区应紧抓“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机遇,将国内的产品输出去,把国外的能源引进来,建成面对亚欧的重要陆上贸易窗口,为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打造新的增长引擎。

(四)以北方地区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为载体,遏制人力资源流失的势头近年来,北方人口流失加速,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一样在加速向南方移动。人口流失和经济衰退密切相关,前者通常缘于后者。北方地区通过劳动力学历体现出的人力资本弹性同样向不利方向演化。劳动力,尤其是人力资本要素的空间转移过程一旦启动,往往与产业转移相互推波助澜并形成恶性循环。为此,需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扭转这一态势。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以产业为载体吸引和集聚人口和劳动力具有强大的黏性和可持续性。北方地区有较多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如能源产业中不仅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具有绝对优势,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也有充分的条件;旅游产业中冬季的冰雪旅游得天独厚,天然草场和森林旅游资源丰富,人文历史旅游资源积淀深厚;重化工业基础条件良好,工程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队伍庞大……这些产业以自然或人文资源为基础,许多具有不可移动性或难以替代性特征,是北方地区的比较优势甚至绝对优势所在。要大力发展北方地区的这些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以产业为载体留住北方的人口,尤其是人才,并吸引更多的人口和人才,形成产业发展与人力资源集聚的相互促进和良性循环,振兴北方经济。

在人力资本积累和开发方面,由国家、地方政府和用人单位出资建立多层次北方科技人才基金对高校毕业生选择在北方就业给予奖励;在国有企事业单位设立北方工资地区年功序列,对长期扎根北方者给予稳定的退休收入预期,为北方地区吸引和留住人才营造良好的环境。

(五)发挥投资的乘数效应和关联效应,统一规划布局一批重大项目

本文的研究表明,投资下降是近年来北方经济失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投资下降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北方地区重化工业受到国家对项目审批、环保、安全、节能等标准提高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经济整体失速使北方地方政府财力下降,从而投资能力减弱。

为了能够尽快重启北方经济,应重视投资的乘数效应和关联效应。北方地区可在国家层面的支持和协调下,集中规划建设一批重大项目,包括重大基础设施尤其类似于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和5g基站等新基建,以及支撑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大平台项目或工程。为了减少投资的盲目性,应由国家层面指导和统一论证,建设一批体量大、支撑和带动性强、产业关联性突出的重大项目,发挥其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引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