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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严复为起点

原载：《财经》2024年第21期 作者：陈思和

从中国古代的士人到现代的知识分子,有一定精神联系,但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进化过程。古代士人阶层经历了现代社会转型的熔冶锻炼,被注入新质以后，才逐渐成为新型的文化人。现代社会转型包含了君主专制的倒塌、封闭文化体系的崩坏,以及在西方列强炮火下被迫进入半殖民地化社会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其新质就是现代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建立。

君主专制的倒塌,使2000多年来儒家士人构筑的所谓“明君贤臣”的政治理想彻底瓦解,士人很难再通过庙堂的价值取向来完成自我价值确认,导致道统学统与政统三者分道扬镳;封闭文化体系的崩坏,体现在儒家学以致用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系统被淘汰。儒家士人以往学习的是超稳定结构下的传统农村社会的管理方式，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传统农村社会结构迅速瓦解,大量新型的科学专业知识和社会分工都有待振兴，那种靠个人道德权威来治理社会的传统模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后开始启程的，士人的天朝迷梦彻底破碎,睁眼看到了西方社会的进步和强大,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颟顸愚昧和落后挨打,双重刺激下他们有了自己的选择，同时日本明治天皇“脱亚入欧”决策促使国体强盛和社会发展的实绩,成为他们想要学习的榜样。

因此,当时的社会精英竭力要打开国门、拥抱西方、融入世界,汇合成上下一心、浩浩荡荡的社会潮流。而在这股势不可挡的社会潮流中,只有真正的弄潮儿才有可能在学习中获得专业知识和现代人格新质，成为20世纪知识分子的先驱者。

从传统士人阶层到现代知识分子，不仅是一个身份的转换或知识结构的变化，其间经历过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在晚清士人的意识里注入了新的时代信息，导致其价值取向发生根本变化。

严复是最早意识到这种变化的人。严复原先也是士大夫阶层的一员,他早年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接受过西方近代思想，回国后站在康梁维新一边，深度参与戊戌变法。当他亲历变法失败之后,由此觉悟到“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的道理。于是他选择了译介西方学术著作作为自己的终生志业。他继《天演论》(1898年)后,接连译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法意》等西方文化经典,全面介绍了进化论、唯物论、经验论，以及古典经济学、法学与政治理论,在中国学术史上开创了近代学科分类的新纪元。

孔子所编订的教材“六经”,创造性地包容了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基本内涵,2000年人文传统由此奠定;孔子和他的门人后辈所研习、发展而形成的学术系统,为2000多年来士人传承的“帝王之学”打下基础。

然而,严复借西方学术重新建构中国的现代知识系统，他的八部译著，涉及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逻辑学等,包含了中国古代人文传统所缺乏的社会科学知识范畴。社会科学的宗旨不在建构意识形态、不在庙堂建功立业,而是重在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它具有社会实践性。获得社会科学专业知识的士人,便可在民间社会设定专业工作岗位,服务社会,影响国家。读书人由此摆脱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经济之途，逐渐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独立于廊庙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群体。

在这个意义上,把严复的文化贡献比作古代的孔子也不为过。孔子是借助古代的乌托邦理想建构起中国人文传统和文人学统,严复则是站在20世纪的门槛上,接住了西学东渐的思想学术“彩球”,把衰朽古老的东方专制文化与年轻血性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嫁接起来,把中国推向世界。从此以后，中国就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再也没有孤家寡人的中国，百代都行秦政法，已经此路不通。

纵观严复一生的主要价值取向，他仍然是一个庙堂文人,在他后半生与庙堂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中,他的有些行为是颇有争议的。但对于一个面临“数干年未有之变局”的传统士人,出现反复并不奇怪,由传统士人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严复作为一个承载了2000多年传统价值观的士人,他首先发现了时代巨变和世界文明给中国士人带来了新的价值观,他看到了传播新思想、开启民智是比庙堂做官更为重要的工作,甚至比国家兴亡更为重要,于是他身体力行,从事翻译和出版,造福于时代,造福于国家。

严复与以前官场失意的士大夫是不一样的,他弃官以后,不是经商致富(陶朱公),也不是归去来兮(陶渊明)——这都是传统官宦文人所走的道路。而严复的人生道路是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他开创了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翻译和传播。

此外,严复还担任过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的校长,积极从事现代教育工作，他在著书立说、出版传播以及现代教育三大领域内,开创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他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者。而且,他的超前意识和专业能力，不仅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提供了新的价值取向,也使自己在新的价值取向中获得了利益。严复通过商务印书馆出版“严译系列”收获大笔版税。严复晚年生活潦倒,基本是靠版税为生。稿酬与版税制度的确定,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重要经济来源,知识即财富的观念得以成立。知识分子即便不做官、不经商、不靠庙堂和祖产,也能通过自己著述来获取生存保障。这也是读书人摆脱庙堂依附的一个先决条件,靠版税或者薪水维持体面生活几乎成了20世纪前半期知识分子的主要生活方式。

同时要补充的是,严复的变化是与整个晚清社会的转型分不开的,其中商务印书馆在社会转型中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一般人们都知道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加盟以后,通过编写新型教材而发达;然而商务印书馆决心包装严复、出版“严译系列”的选择,则是在更高的层面上为20世纪中国的知识更新、学科更新和思想更新奠定了重要基础。

严复在晚清时期的文化贡献不是个别现象,当时是有一大批读书人在时代巨变中醒悟过来,他们与时俱进,蜕旧变新，共同发力于社会实践,这才形成了现代社会转型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像蔡元培、张元济、陈独秀、黄远庸、马相伯、张謇等,他们没有完全放弃士人阶层的传统价值观，但他们勇于实践,大胆探索，开辟了民间的社会活动新空间。在更加广阔的世界背景下,大批留学生在美国、欧洲、日本攻读现代新学科、新知识,学习医学、工学、理学、法学、农学等,尤其是医学和法学,成为人文知识分子岗位的拓展领域，时代风气由此大变。大批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一边开诊所、做律师、当教授、办实业，进入城市从事出版和新闻传播、进行思想启蒙等等;又因为亲历了国外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他们对清政府的专制体制日益不满,有的积极支持并投入民主革命实践,也有的在精神道义上同情民主运动。在这双重的蜕变之下,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逐渐形成。

我在20世纪80年代认真读过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这本书极大地提升了我的精神空间。它使我渴望进一步了解晚清到五四的中国知识分子状况及其精神传统的形成;它也使我认识到晚清到五四正是古代士人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重要时期，今天所存在的许多知识分子问题的源头,可能都产生在那个时期。百年的历史不算太长,但积累了三代以上的经验;百年在历史上也确实很短暂,许多现实场景仿佛就是延续了当年未完成的道场。我很早就接受了克罗齐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是不错的，所谓“历史传统”,指的是与今天的生活相关、仍然有激励意义的精神文化,可以让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价值融入其中,从中获取开拓未来的力量。

正是鉴于这样的理解,我更在意当代社会改革中知识分子如何传承晚清到五四的人文精神传统,学习当时士人如何应对世界局势变化而推动自身的变化与时俱进。在“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中，我一开始对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负面性警惕不多。在当时的我看来,计划经济模式已经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不容回避的负面效应，而市场经济刚刚试行，还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它是成功还是失败。

对于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负面因素，当时还没有充分暴露;而且，即使市场经济存在着负面性,我也不希望中国再退回到原来的计划经济模式,更应该在实践中对这些负面性做到事先预防、及时发现，并给予纠正。我那时候还有一个天真的想法: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不在于挂什么招牌,而在于制定政策者时刻考虑到如何利用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来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让底层人群可以享受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如果把社会主义社会道义的优势与资本主义推动经济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可能会探索一条独一无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我更感兴趣的是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当下知识分子如何应对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的经济上或精神上的冲击。

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脱离“大锅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惶恐心理，与百年前刚刚脱离科举制度的士人阶层有相似之处,这里涉及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价值取向以及他们与政治、社会的复杂关系。现代知识分子的工作岗位究竟在哪里?要弄清楚这一切,就应该以学习和研究严复的人生道路为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