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世界经济的新三难困境-银河网站

困扰世界经济的新三难困境

原载：《南风窗》2024年第20期 作者：丹尼.罗德里克

我在2000年写过一篇所谓“世界经济的政治三难困境”的推测性文章，指出强全球化、民族国家和大众政治是无法共存的。当时我认为，从长远看被舍弃的将是民族国家，而在短期内更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各国政府将寻求重新确立国家主权，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分配和治理挑战。

出乎我意料的是，事实证明这一三难困境还会延续很久。我在十年后出版的《全球化悖论》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三难困境已成为理解对超全球化的抵制、英国脱欧、极右翼势力崛起、欧盟民主未来等事务的便捷手段。

而最近则有另一个三难困境在我脑中蒙绕不去,即我们或许是无法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壮大发达经济体中产阶级和减少全球贫困的。根据目前各项政策发展轨迹，其中任何两个目标的组合似乎都要以牺牲第三个为代价。

在战后最初那几十年间，发达经济体建立了广泛的福利国家，也逐步向较贫穷国家的出口产品开放市场。结果富裕国家实现了包容性增长，而那些采取正确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则显著减少了贫困。这一战略取得了成功，但它却回避了气候变化的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化石燃料驱动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后果，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而随着超级全球化取代了早期的布雷顿森林模式，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遭遇了更大的破坏，损害了中产阶级和民主制度本身。

对气候和中产阶级的新关注早就应该开始了。然而，这种做法虽然在美欧政策制定者眼中是对新自由主义理念失败的必要回应，但在穷国看来，却似乎是在破坏其发展前景。前者最近出台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往往带有歧视性，有可能将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拒于门外。

而如果选择以穷国和气候为重点的政策组合，就需要从全球北方向南方大量转移资金和技术资源，以确保后者能在适应和减缓气候方面进行必要的投资;还需要全球北方市场大幅降低对南方贫困国家在商品、服务和工人方面的准人门槛，以增加这些工人的经济机会。

这种政策配置在道义上是有号召力的，但在这里，三难困境也露出了它丑陋的面孔。这种做法与发达经济体重振中产阶级的必要性背道而驰。它将为没有大学学历的工人带来更大的竞争，致使其工资下降，还会减少可用于投资人力资本和物质基础设施的财政资源。

幸运的是，其中一些冲突主要还是表面性的。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和贫穷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需要认识到，未来绝大多数优质中产阶级工作岗位必定来自服务业而非制造业。护理、零售、教育和其他个人服务等吸纳劳动力的部门，大多是非贸易部门。推动这些行业的发展不会像制造业那样造成贸易紧张状况。这意味着，富裕经济体的中产阶级需求与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需求之间的冲突，并不会像看上去的那么严重。

同样，在没有发展中国家大力合作的情况下,是几乎不可能应对气候变化的。虽然美欧的排放量一直在下降，但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仍在上升，它们(除中国外)在全球排放量中所占的比例很快就会超过 50%。因此，推进被穷国视为自身增长战略一部分的绿色转型政策，是符合富国自身利益的。

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自由民主的基础;减少全球贫困是一项道德任务。对以上任何一个目标的舍弃，都将是令人担忧的。但我们当前的政策框架却隐晦而有力地强加了一个似乎难以克服的三难困境。为此，一个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成功转型，要求我们制定一批将这些取舍抛诸脑后的新政策。

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国际经济学会主席，著有《贸易直言:对健全世界经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