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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人口战略》

---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

姬志芳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加强人口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研究，针对性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更长远地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两个基本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人口支撑。

先介绍一下本书的作者梁建章，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在人口和经济、创业创新研究领域，曾出版数本著作，包括《中国人太多了吗？》《人口创新力》等研究书籍以及人口寓言小说《永生之后》，并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人力资源和创新的文章。2021年组建“育娲人口研究智库”。他改变了中国旅游发展格局，推动了行业创新。目前，由他参与创建的携程集团是全球领先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平台。

本书透视了人口与创新逻辑，聚焦了人口影响经济的四个效应和构建创新力模型。分析了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影响社会创新活力的主要机制，预测了中国未来的人口情况和中国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并就公共政策如何降低生育成本、提振生育意愿建言献策。中国能否成为发达国家取决于未来中国的创新力，而创新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因素。中国人口正在面临巨大的变化，生育率快速下降，总人口负增长，年轻人口迅速减少，这可能会削弱中国的创新力和经济活力。本书通过人口创新力模型分析了影响人口创新力的四个效应，即规模效应、老龄化效应、聚集效应和流动效应，并且利用最新的经济学理论和各个国家的数据，解析了低生育率对经济各个方面的影响，提出了人口战略和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减轻生育成本和教育负担等建设性意见。

本书共有5篇23章，其中第一篇主要是谈人口与创新.包括5章，其中第1章是创新理论，首先是创新的定义和类型--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分为适应性创新和前沿性创新两种类型；其次创新力模型用公式来表示---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 外部交流量）。也是创新和人口的关系，即创新的4个人口效应。第2至5章，正是分别对4个人口效应进行详细分析。

下面，我结合晋城实际侧重对本书第一篇谈点读后感:

一、创新发展需要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第2章 创新的人口规模效应）

民为国基，国为民本。人口规模是指一个城镇人口数量的多少（或大小）。一般指一个城镇现状或在一定期限内人口发展的数量，人口规模与城市（镇）发展的区域经济基础、资源占有、地理位置和建设条件、现状特点及生育率等有密切关系。城市人口规模指生活在一个城市中的实际人口数量。创新发展离不开人，离不开适度的人口规模，是要通过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共同发展来实现创新发展。人口越多，不仅创新力越强，而且人均的创新力也会增强---这就是所谓的规模效应。人口规模是创新竞争力的基础变量。人从出生、成长到养老、死亡整个生存发展过程，需要男女性别均衡发展，生男育女，相传后代，培养人才，造福社会；需要物质和生活日用品供给；需要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等部门的工作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的辛勤努力；需要财政、文化、教育、卫生、养老、劳动就业等社会公共服务；需要生态环境和住房条件及人权安全保障。创新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于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不仅是发展目标，而且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为此，思考和研究创新发展不能只局限于经济收入，而是要把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考虑进来。既要不断增加经济收入，又要确保精神是富有的、生态环境是友好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人口是文明传承的基础，人口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生育和养育孩子既是家事也是国事。

人口作为关系到国家社会发展和基础变量，与民生存在着密切关系。许多问题具体到老百姓的生活来看是民生问题，上升到整个群体的高度来看就是人口问题。由于中国是美国人口的4倍，因此，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市场。在全球的创新竞争中，实际上有大国的许多优势，包括更大的市场、更多的人才、更大的城市。比如说：美国、中国、前苏联、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经济总量之所以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与这些国家是世界上人口大国是有密切关系的。在晋城，实现创新发展是涉及219万人的伟大事业。要在如此比较大的人口基数上实现创新发展，我们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路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根据目前全市人口呈现零增长负增长的态势。2010年达到峰值228万，此后持续下降，特别是从2016年以来，呈连续下降态势。（2020年“七人普”时下降为219万，比2010年减少了3.71%，全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38%，低于全省（-0.23%）0.15个百分点，在全省人口总量中的占比由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6.38%降为6.29%，下降了0.09个百分点），要保持全市人口规模基本稳定，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提供宽松的就业环境，树立“创新致富，勤劳致富，创造性致富”理念，鼓励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辛勤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增收致富，鼓励后发地区（如陵川县）在挖掘潜力、增强动力、释放创新活力中跨越发展，通过自身努力和地区帮助走上共同富裕之路。所以，要建设创新发展必须保持可持续的发展，依靠全体人民共同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地从低层次共同富裕向高层次共同富裕迈进。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与人口总量规模的密切关系。同时，我们再从家庭户人口规模也可以看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2020年，全市共有家庭户795887户。其中：集体户33731户；集体户人口为162561人，家庭户762156户，家庭户人口为2031984人；家庭总户数比2010年“六人普”时的758020户增加37867户，增长5%；而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2020年为2.55人（高于全省0.03人/户，低于全国0.07人/户），比2010年“六人普”时的3.29人减少0.74人。特别是陵川县一人户占比为25.2%，比2010年增加了14个百分点。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孤寡老人多、光棍多；经济落后、困难群体多。

二、创新发展需要高水平的人口能力（第3章 创新的人口能力效应）

要提高创新力，除了人口规模和交流畅通性之外，人口能力也是重要的创新要素。人口能力包括人的认知能力、学习能力、沟通能力、领导能力等。这些又与天分、教育、年龄等因素有关。我们常说：何为格局？目标的高度、见识的广度、认知的深度、自身的宽容大度。格局决定布局，布局决定结局。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人口的认知能力与创新能力的重大关系。下面我们先看一下教育和创新能力的关系。即创新发展需要高水平的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群体的德、智、体、能的综合表现。创新发展要求生产力水平充分发展。人是生产力构成中最活跃、最革命、决定性因素，高素质的人能够转化为人力资源，成为推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没有高质量经济发展，创新发展就无从谈起。

经济发展活力根本在于教育，让教育点燃创新之火。教育程度越高的国家创新力越强。一个国家整体上趋向创新，它就会更加富有，能够大幅增加教育投资以提高教育水平。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高全体公民的素质，培养高水平、高质量有用人才。近十年来，晋城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义务教育推进、高中教育普及，特别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等一系列教育改革发展措施，未来还将推动晋城人口教育水平不断迈向新的高度。晋城市义务教育迈向优质均衡、普通高考成绩辉煌、高等教育实现历史性突破……截止2020年底，全市学前三年毛入学率97.8%，义务教育阶段净入学率99.98%，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7.39%。在校生人均经费由2010年的4400元提高到2020年的人均13330元，增加了两倍还多；教育经费由2010年的18.9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39.6亿元，翻了一番。优质充裕的人才人力资源夯实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根基。我们全省的教育投资也走在了全国前列。2023年全省一般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为913亿元，比上年的855亿元增长6%，占gdp的3.56%，在全国增速排第8位，2024年力争全国前10。晋城2022年教育支出45.3亿元，占gdp的2.25%。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晋城是个新建市，至今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和周边地区比，离城市发展的要求差距太大。

全市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78279人，占17.3%，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而中等收入国家（如泰国和马来西亚）高达30%以上，发达国家更高。如果一个国家和家庭大学生达到50%以上，这个国家和家庭受教育程度就高，智力也高，生活水平一定会高。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89449人，占17.8%；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874266人，占39.92%；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400942人，占18.3%（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市常住人口中，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41年提高至10.47年。2022年全国16-59岁受教育年限为10.9年。全市常住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18038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减少了16654人，文盲率由1.52％下降为0.82％，下降了0.70个百分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年龄与创新，年龄与认知能力，年龄与创业，创业、老龄化与阻挡效应。

在现代经济中，驱动生产力发展的是人类的各种认知能力。除此之外，经验也是形成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一个人在30岁--40岁时最有创造力，因为他们已经有了10-20年的经验，而且精力仍然充沛，能够快速地思考和学习。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30岁左右而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这会对其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很有帮助。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很少。如美国之所以先进，有一个中国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移民优势。在美国顶尖科学家和企业中，有差不多一小半是移民，是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年轻人。如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后就不回来了。再如日本，二战之后，应说前苏联取得了战争胜利，解放了一些东欧国家，人口又多，规模效益很好，但因实现的是计划经济，不对外开放，市场缺乏竞争力，后来就丢掉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日本战后属于战败国，但未受到严重惩罚。本国认真反思，一心发展经济，加大改革力度大，市场竞争力强，人口年轻，而且数量不断增加，年轻人虽来自贫困家庭，但他们多数人成了科学家和企业家，使日本经济发展迅猛，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了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随着年轻人口的减少，老年人增加，尽管日本的教育支出增加了，但其创造力和创业精神下降了。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因为中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维持了每年2 000万左右的新出生人口。但是随着计划生育的严格执行和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生育率很快就跌至更替水平以下，到2019年，新出生人口降到了1500万以下。虽然2016年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17年的新出生人口数据曾短暂反弹到1700万，但是短短几年之后，2022年的新出生人口又跌到了956万（没有现在每年毕业的大学生1106万多）的历史性低谷，生育率更是不到1.1，比同期的日本还要低。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比日本还要严重。

中国老龄化正在加速到来，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中国生育率全球倒数，少子化形势日益严峻。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可能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最重要也是最急需解决问题之一，事关国家、民族能否持续繁荣发展，也关系到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幸福。

晋城老龄程度已达20.3%，超过中度老龄化水平，在全省排位第四，比周边城市显著偏高，叠加县（市、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分布不均衡问题，对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财政支出、公共服务供给产生明显压力。伴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农村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等特殊人群。这样，老年和少儿人口抚养比逐渐成为人口总抚养比上升的主要因素（总抚养比为38.22%，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9.22%，少儿人口抚养比为19%）。

从人口结构看，不是每个人都能创造财富。未成年人需要抚养，老年人需要保护和照顾，只有成年人通过辛勤劳动，才能做大蛋糕，增加收入。人口老龄化已与经济创新产生了阻挡效应，为此，合理的人口结构是经济创新的主要条件。

三、创新发展需要内部交流和聚集效应的促进（第4章）

   前面介绍了创新力模型中的人口数量和人口能力。在模型中，创新力还取决于内部、外部交流量。如果以国家为单位，那么外部交流指的是国际交流，内部交流指的是国内交流。这种交流是广义上的交流，包括人员、货物、资金、信息等。我们先重点关注内部交流和聚集效应对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内部交流和创新力

创新的重要条件就是要有相对自由的市场环境，因为计划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创新，阻碍了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网络状交流。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下级只需要完成上级的生产任务就可以了，无须在市场上寻找下游的潜在客户和上游的供应商。企业不去主动寻找新客户，就不太需要进行跨企业和跨行业的交流，创新力也就下降了很多。整个行业的合作形式相对固化，企业就没有太大的压力和动力去做创新性产品。长此以往，整个经济的创新力就停滞了。计划经济自上而下的交流方式，在执行一个确定的目标时可能比较高效。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交流方式，遏制了创新需要的大量不确定的网络式交流，结果就是计划经济普遍导致创新力的停滞，这也是苏联、中国和印度在计划经济时代领受的教训。
    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国内交流的壁垒要比国际交流小很多。在地域广袤的国家，最主要的国内交流的障碍是距离；商品运输和人员交流的成本都会直接受到距离的制约。虽然互联网能够替代一部分面对面的交流，但大部分服务还有创新创业活动还是需要相关人员聚集在一个空间里完成，所以内部和外部的交流性跟人口的地理分布密切相关。在枢纽城市，方便的通信和交通设施会激发旺盛的人员和商品的外部交流需求。而且，枢纽城市往往也是人口聚集地，所以会有很好的内部交流性。比如说：我们的内陆省份没有东南沿海地区发达。如：大西北12个省（市）面积占全国的72%，而人口只占27%；中部地区6省人口也占到27%左右，但gdp只占到21%，人均1.025万美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又如我市陵川县属于山区县，人口少，交通不便，既无铁路，又无直达晋城的高速，经济相对落后，在县域经济中是全市最后一家。为什么现在人口都愿意进城？因为城市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中心和交通枢纽。运转快，距离近，办事方便，省工省力。也就是说，内部交流性越好，运转快，距离近，经济创新力越强。内部交流性越差，经济就相对落后。

（二）人口聚集效应

在国内交流最主要的障碍就是距离，所以人口和企业相对聚集就会具有更好的内部交流性，从而有利于提升创新力，这就是所谓的聚集效应。
    首先，供应链的聚集效应非常显著。现代工业往往集中在同一地区。美国的汽车产业集中分布在底特律，而日本的汽车产业集中分布于名古屋。中国的电子工业聚集于广东和江苏南部地区。一家公司在地理上靠近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比如运输成本、采购成本以及沟通成本。
    中国在人口密度非常高的东南沿海地区有很多制造公司，因而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任何新产品的发明人，都能在同一地区找到成百上千的配套公司，快速且廉价地制造出成品。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是世界最低的，中国的人均 gdp 在2021年已经达到12551美元，现在1.28万美元。劳动力成本已经比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高出几倍。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考虑，许多跨国企业应
该离开中国。但许多公司发现，复杂的产品需要强大的配套供应链做保障，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暂时还无法被动摇，这就是大多数高科技产品今天仍然在中国制造的原因。在高端制造业中，许多技术、部件和生产工艺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领域的优势可以扩展到其他相关领域。例如中国在新能源和电池方面的优势，已经扩展到了新能源汽车领域。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但是中国利用其聚集优势，领军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比如在太阳能、风能等方面的新型制造业，以及高端电子产业。毫无疑问，中国企业从生产简单的、低附加值的产品，升级到生产高端制造品，其在供应链方面的聚集效应将是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 如我市“七人普”调查结果显示：人口逐步向市所在地地区聚集，除城区增加5.19%外，其他县市（区）都是下降。下降最多的是泽州（无县城）-2.29，其次是陵川(贫穷）-1.15。再从民营企业分布来看（高平39248户、城区32114户、阳城23545户、泽州23365户、沁水11960户、开发区5209户、陵川3503户）。个体户户数排名同样。规上企业（gdp2000万元以上）有所变化，具体是：阳城、泽州、高平、沁水、城区、陵川、开发区，私营企业主要聚集在市区、县城、巴公、北留（周村）、礼义、马村、端氏、三甲、开发区等。这说明人才是向产业发展好的地方积聚的，产业积聚也带来了人口积聚。如巴公镇是全市、及至全省人口大镇，主要是巴公园区产业多、企业多的原因。

（三）人才聚集效应

相对于供应链的聚集，更重要的是人才的聚集，其可以促进交流和创新。

在制造业中，聚集效应是相关企业互相靠近的结果。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效应，则是创新人才聚集的结果。当有创造力的人聚在一起时，这种效应可以产生化学反应。有些创意是在面对面的非正式的交流里产生的，很多合作的创业者以前就是朋友，偶然在一次聚会中碰撞出了创意。他们就讨论着下一次的技术突破和创业机会。
    许多高科技公司比肩而立，使得人们很容易在不同的公司之间流动。同时高流动性也降低了创业失败的成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在创业失败后找到新的工作。至于高流动性的必要条件，则是一个地区能够聚集众多高科技企业。
    此外，大城市不仅可以使人才与企业更好地匹配，而且可以为更多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提供在一起工作的机会。
    聚集效应是典型的网络马太效应。如果一个区域成为一个产业的创新中心，那么这一中心的聚集效应将会趋向于自我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中心会越来越大，优势也越来越明显。

还有就是大城市能够为人才提供更加高效和丰富的服务，这里包括教育、医疗、家政、餐饮、娱乐等各种服务行业。例如医疗行业，大城市的医院往往有更优秀的专科医生和更完善的医疗设施。例如配送和电商服务，人口密度高，配送更加方便，电商就会更加发达。例如餐饮服务，大城市可以提供丰富多彩的各地美食。例如文化娱乐行业，大城市有各种演出和展览。总之，一个城市的人口越多，获取服务就更加便捷，服务的品类就更加丰富多彩。随着一个经济体发展到工业化后期，服务行业的占比越来越高，这种服务行业的聚集效应就会凸显出来。这就进一步吸引了各类人才聚集到大城市，形成一个正向的反馈作用。近年来，随着聚集效应的增强，世界各地的大城市变得越来越大，地价越来越高，而很多国家的小城市却在萎缩。
    从人口受教育情况晋城与山西、全国相比，情况还是可以的。但是晋城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着中端人才吸引能力不强、本土人才梯队培养不足，难以跟上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尴尬局面。从人才资源储备来看，2021年全市人才总量约31.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仅为14.52%，与国内兄弟市相比，总量上有一定差距；从人才结构看，全市初、中、高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为6﹕3﹕1，复合型人才、拔尖人才、领军人才不足，市民水平有待提升。

（四）城市规模和拥堵问题

大城市的聚集效应有利于创新，而且还有更好的医疗和教育等服务，那么大城市是不是越大越好呢？城市的人口规模有上限吗？城市人口增加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效果（比如交通拥堵）？在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主要城市都已经变得很拥挤。有人误以为城市人口密度与国家人口密度有关。一个国家的人口变多，城市就会更加拥堵吗？两者之间真有关系吗？

作者经过调查研究对比分析认为，城市人口密度与国家人口密度没有明显关系，城市人口密度与人均gdp呈负相关关系。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富裕时，它的城市会更加宽松，人口密度也会降低，这是因为随着财富的增加，城市有能力投资建设更好的道路和公共交通工具，居民通勤的距离可以更长。如洛杉矶的人口密度就很低，因为它有非常庞大的公路系统。相反贫穷的城市没有足够的公路或其他公共交通系统，因此，居民不得不住在距离城市中心很近的地方，导致城市中心人口稠密，拥挤不堪。
    让我们看看世界上最拥挤的十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墨西哥城、莫斯科、圣彼得堡、布加勒斯特、累西腓、里约热内卢、华沙、洛杉矶、萨尔瓦多）。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拥挤的城市都位于俄罗斯和巴西（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密度并不高），而东京或首尔这样的大城市并不在名单上。显而易见，无论人口密度如何，只要国家相对贫穷，那么其大城市就容易拥堵。反之，富裕国家可以依靠良好的城市规划，来解决拥堵和环境问题。在城市的不同地区修建地铁和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是解决特大城市拥堵问题的途径之一。东京虽然已有3700多万居民，但拥有一个非常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其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
    既然这些大城市更有效率和有利于创新，那么城市规模有没有上限呢？让我们假设：如果地球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我们都将搬到另一个星球上，那么人口会在那个星球上均匀地分布吗？也许不会，我们还可能在一个大市里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世界人口的当前分布可以用历史来解释：在经济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时候，人类需要分散耕作；在工业革命期间，人类需要接近矿源和港口；今天，高科技和服务公司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因此，更多人将会聚集在作为创新中心的大城市。
    随着创新活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国际上的主要大城市都越变越大。虽然日本的低生育率已经造成了总人口规模的下降，然而作为日本人口最多的城市，东京的人口仍然在增长。事实上，东京是日本唯一一个人口增长的城市。俄罗斯的低生育率已经导致许多小城市的人口数量减少，然而近年来，莫斯科的人口却显著增加。
    中国也不例外。虽然中国的人口总量几乎稳定，并略有下降，但是北京和上海的人口都已经超过了2100万，并且仍在持续增长。

一个城市的规模到底能有多大，取决于两种相互竞争的力量：其一，人们被大城市吸引，因为这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公共服务；其二，人们对大城市里高企的房价和漫长的通勤望而却步。在这两种力量之间形成的平衡程度，将决定一个城市的规模。

2024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专门提出了对特大城市要加强现代化治理的要求，必须做到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们山西2023年常住人口又减少了15.36万人，比上年降低-0.47%。为什么山西留不住人？一是山西营商环境全国倒数第一。二是人均工资全国最低。三是房价和婚价高昂。群众买不起房，年轻人结婚难。导致大同朔州人上了北京，临汾运城人去了西安，长治晋城人下了河南。阳泉人前往石家庄，甚至有些人南下上海、广州、深圳、江苏、浙江等地，留下晋中忻州吕梁人去了太原。相对而言，太原就比不上北京、西安、郑州、石家庄。
    总之，要发挥特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就要科学地做出土地规划。中国的特大城市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城郊的土地资源，就还有很大的扩容空间。作为经济强国以及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中国应该具有最大、最繁华和最具创新力的特大城市。

从晋城而言，“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是产业发展支撑不足，人口缺乏回流引力。尽管近年来晋城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聚焦“六新”突破，加快高质量转型发展，经济发展后劲和活力持续增强。2022年gdp增速连续3年全省第一，总量达到2035亿，2023年为2333.3亿元，财政收入实现三年翻番，2022年达到283亿元。从gdp来看，5个县（市）中4个进入全省前10，其中：泽州第1、高平第4、沁水第5、阳城第6。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看，6个县（市、区）中4个进入全省前10，其中：高平第1、泽州第2、阳城第4、沁水第9。从生产效能看，全员劳动生产率处于全省靠前水平。近年来，晋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取得较好成效，产业优化进度持续加速，尤其是全员劳动生产率近五年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且居全省前列。2023年晋城全员劳动生产率17.19万元/人，比山西省平均水平高出13％.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同步发力。

近年来，晋城居民增收渠道日趋多元，城乡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202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2％，达到43835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20790元，增长9.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两个指标排位全省第二。伴随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消费需求也不断提质升级，2021年，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131元，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940元；城镇、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降至21.33％、21.14％，均低于全国(29.8％)，人民生活已达到富足标准；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消费支出占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24.1％、14.5％、12.4％和11.2％。但是，由于晋城是一个资源型城市，“一煤独大”思想依然存在，转型慢，民营经济发展不够快，三次产业结构调整需加大力度，第三产业占比仍然偏低（低于全国近30个百分点），产业结构问题仍然较突出，经济质效有待提升，产业发展支撑力度有待提高。由于第三产业占比低，民营经济不够强，导致了企业的主体农村转移人口生存就业问题。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常住人口主力军（65.96%）,与2010年相比，人口比重下降了5.76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呈现外流特征，这与市域产业发展、就业环境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在报酬、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吸引力不足，增加了外出就业青壮年回流的难度（2020年流出人口18.2万人）。

二是区域协调发展整体水平较高但短板突出。6县（市、区）中，城区、泽州等5县（市、区）县域综合实力均位于全省第一方阵，唯陵川县综合实力较弱。从经济发展水平看，2021年，泽州县、高平市gdp（分别是432.70亿元、341.72亿元)是陵川县的7.0倍、5.6倍。从三大收入看，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泽州县(28289元)与最低的陵川县(16648元)的收入倍差为1.7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泽州县、高平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是37.42亿元、36.02亿元，是陵川县(3.31亿元)的11.3倍、10.9倍；工业强县泽州县的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为78.7亿元，而陵川的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仅为4.97亿元。不说贫困县和富裕县相比，就说刚脱贫的沁水、陵川两县相比，受资源禀赋、自然、地理、气候、交通、雨水等条件不同，差距越来越大。沁水19.6万人，陵川20.5万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沁水227亿元，陵川48亿元，相差4.8倍；财政收入沁水为16.2亿元，接近阳城、高平，而陵川只有1.99亿元，相差8倍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沁水为32325元，陵川为22087元，相差10238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沁水14434元，陵川11389元，相差3045元。如果和全市相比，有些指标差距更大。

三是城乡二元结构仍未根本性破解。随着城乡统筹发展、融合发展的持续推进，晋城收入分配格局不断优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缩小，2021年晋城城乡收入倍差为2.20，是近年来最小差距，但与省内其他城乡收入较为均衡的地市如太原(1.91)、阳泉(2.07)、长治(2.14)等地比较，仍有一些差距。同时，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仍在逐年扩大，由2018年的18596元扩大至2021年的21345元，这与收入基数、发展阶段有关，也意味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刚性。与此同时，社会收入分配不够平等、不同群体收入差异加大等问题依然突出，如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比重不断上升，农村居民仍处于较低水平。城乡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差距由2015年的15737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6651元、10914元)扩大至2020年的20278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36332元、16054元)。其中，除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有所缩减(2015年：2164元、2020年：2032元）外，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差距逐年增大(2015年：5828元、-7元、2570元、2020年：14812元、262元、3172元)。

农村户籍人口远大于城镇化农村人口。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818024人，占总人口的37.28%，与2010年相比，减少297810人。虽城镇化率高达62.72%，但按户籍人口来划分，2020年全市农村人口为1269936人，占总人口的57.2%，即实际农业人口高于城镇化农业人口451912人，占比高20%。这说明一部分城镇人口仍在农村，真正的身份还是农民，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因就业或者挣高工资外出打工。这一问题不容忽视。因为全市的工作重点主要在农村，难度在农民，必须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问题，通过乡村振兴达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四、创新发展需要外部交流和流动效应的促进和支持（第5章）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这可能是最能代表中国也最能让世界理解的中国传统了。见到远方的朋友之所以特别令人高兴，是因为远方的朋友带来了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商品，不同的世界观，这就让自己有了新的感悟和新的灵感。虽然我们并不认同朋友的一些观点，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和朋友交流合作。中国2000多年前的传统智慧至今仍然受用。
    面对未来的人口危机，保持对外交流的畅通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广阔的世界市场，能够为不断萎缩的本国人口和市场提供一定的补充。

创新力＝人口规模×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从创新力模型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创新大国的优势是人口规模；人口能力也不差，得益于团结的民族和统一的文字以及良好的交通和通信设施；中国的内部交流性也很好。创新力模型中唯一相对不足的就是对外的交流性，尤其是相对于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下面从五个方面讲些意见：

（一）历史上的国际交流和创新

    历史上国际交流的枢纽地区往往会成为创新的中心。2000多年前地中海地区的国际贸易十分发达，该地区的枢纽希腊和后来的罗马成了世界经济和创新的中心，成就了灿烂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后来由于战争和蛮族入侵打断了原来的国际贸易，内忧外患的罗马帝国衰落了。后来，西欧国家发现了新大陆，荷兰、英国等国成了国际贸易的枢纽，也成了经济和创新的领先国家。二战前后，美国接纳了大量的外国人，其中包括很多欧洲的科学家。美国具有很强的吸引全世界移民的能力，成为具有创新力的超级大国。二战以后，亚洲“四小龙”用开放的出口型经济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四小龙”人口相对更多的韩国和中国台湾也迅速提升了科技创新力。相对比的是南美国家，虽然其起点和自然条件远远比“四小龙”好，但是由于实行了进口替代的相对封闭的发展模式，其经济发展远远不如“四小龙”。我记得我讲《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时，20世纪70年代，8个拉美国家除阿根廷和巴西外，6个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3个国家超过0.5，主要是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经济发展陷入停滞，被称为“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在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也是国际交流最畅通的时代。唐代曾经吸引了众多的外国人，有的是来做生意的，有的是来学习交流的，还有的就是来“移民”的。唐朝对于这些外国人几乎是一视同仁的，甚至有些重要的官员都是外国人。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也处于创新力飞速发展的时代。

（二）国际交流如何促进创新力

    创新力为什么要依赖对外开放呢？其实因为创新活动的前提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个肩膀是全世界人类知识的结晶，如果只有本国积累的知识，那么这个巨人会矮很多，全球领先的创新力是培育不出的。我国清朝之所以落后，就是缺乏科学知识和其他先进思想的交流。当时几乎没有太多的人员交流，当然一部分原因是路途遥远，另一部分是源于官方和民间的“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和排外观念。两三百年前，当西方的科学界已经研究物理和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时，中国的精英对西方的科学基本一无所知且毫无兴趣。
    国际交流的不可替代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再大的国家，相对于世界还是很小的；再多的国内人口，相对于世界人口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即使是人口大国，也必须抱着开放和虚心的态度向全世界学习，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大。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敞开国门，放开了人员、贸易的对外交流。而在加入 wto （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进入全面对外开放的阶段。此后，中国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突飞猛进。
    有人说当今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不需要对外开放，只需要学习教科书就够了。这对于一两百年前的经典知识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的科技创新成果正在迅速增长，书本上的知识只是很小一部分，很多知识是在日新月异的学术文献里，更多地散落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以及全球科研人员的脑子里面。所以书本上的知识只是基础，能够在互联网上获得全球信息也是必要的，而且还要有和全球的科研人员深度交流的机会。

（三）国际交流的形式

    一个是商品交流，一个是信息交流，一个是资金交流（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背后还附加人员交流和技术交流。

（四）人员交流和流动效应

    主要包括出入境旅游考察，这里不仅仅是增加旅游收入，而是潜在的创新合作机会。如唐僧取经，可以说是去国外考察，沿途旅游，一路披荆斩棘、克服困难、斩妖除魔，但最后的目的是从西方（印度）取回的经在国内传播、推广、学习、进步。另一个是出入境留学，一是人口大国到国外学习有更多的就业和创新机会，同时高素质的人才返回国内也能促进本国的国际交流，补充本国的高素质人口。最后一个是出入境移民和劳工。从人口规模角度来看，出境的移民会减少人口的规模，削弱人口规模性。但从国际交流性上看可能还是正面的，会对母国保持交流和有所贡献。当然移民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吸引低技能的国际劳工也是有好处的，出境劳工可以带来外汇收入，入境劳工可以降低本国的用工成本。高素质的入境移民是很好的人口流动性标志，不仅可以补充人口，增强规模效应，美国有大量高素质的人才流入，体现了美国经济和创新优势，也强化了美国的创新力优势。

（五）中国的对外开放策略

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尤其是加入wto 以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是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中国的开放程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并不比美国差多少，但是在信息交流和人员交流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从人员流动角度看，中国的出境旅游、留学和移民人数都是世界第一，但是在入境旅游人数、入境留学生和人境移民数量方面远远少于其他大国。当然如何吸引高素质的留学生和移民，是一个综合的工程，要从签证便利性、英语普及度、生活便利性、国际形象等很多方面提升中国对外国人的吸引力。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实行的“一带一路”“多边贸易”“世界贸易共同体”国内“自由贸易区”等都是对外开放的重大策略，有力地带动了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最近，我国从简化入境手续，对一些友好国家免签，提高服务水平等方面，吸引大量外国游客入境，增加旅游收入，吸引优秀人才。

至此，通过本书第一篇的五章内容分析了与创新有关的4个最重要的人口效应：即人口规模效应、人口老龄化效应、人口聚集效应和人口流动效应。大城市扩容增强人口聚集效应，可以通过开放更多的移民和国际人员交流来增强人口流动效应。但是提升人口规模效应或者缓解人口老龄化效应会更加困难，因为人口规模萎缩和老龄化是由当前的超低生育率直接导致的结果。人口规模萎缩和老龄化的问题没有其他药方，只能通过鼓励生育的政解决，而且鼓励生育的政策需要很大的力度，因为中国正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

结合晋城实际，也谈三点建议：

 1.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和合理的人口

为应对人口规模逐渐下降、人口结构老龄化现象加剧的现状，市政府应该结合当前实际和未来预期及时出台和调整相关政策，逐步扭转人口规模下行的趋势，保持合理的人口增长率，适度扩大人口规模，维持合理人口结构，进一步支撑晋城经济社会发展。如认真制定和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和人才吸引政策等。

     2.潜心提高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群体的德、智、体、能的综合表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更离不开优秀人才，这就需要更加重视教育、卫生、技术培训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一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要结合学龄人口波动趋势和人口城镇化发展进程前瞻布局基础教育资源，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快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普惠优质教育的美好期待。紧密围绕“1 5”现代产业体系需求，加大职业教育扶持力度，培育壮大适应现代化产业体系需求的多层次技术技能人才队伍。
    二是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加快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构建完善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发挥我市3所三甲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充分挖掘各县（市、区）医疗集团潜力，全面加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护航人口健康素质提升。
   三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人口思想道德素质。加快构建标准化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潜移默化地提高公民文明素养；持续强化宣传力度，加强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的宣传推广，以典型示范引领推动社会和谐文明。

     3.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超前布局未来产业

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和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是倒逼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市应进一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逐步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比例，提高企业科技含量。
    未来伴随着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兴经济产业，形成新的发展业态。比如单身经济、养老经济等等，我市应该高度关注、超前布局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人口变化的不利条件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优势。

                            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