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3期）浅议晋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动力-银河网站

吉云光

今年是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此之际，拜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深深体会到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贡献，领悟到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推动。书中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主要就三个：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这个观点尽管是在十年前针对全国的宏观经济问题提出的，尽管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背景和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晋城这么多年在高速发展后出现戛然而止，要想重新走上与全国同步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仍然离不开三方面动力。

敢破善立，把激励搞对。晋城乃至山西这几年发展出现的问题，其实是很多年以前就埋下了隐患，而且也有人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转型发展”的思路。2010年12月1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山西成为我国设立的第九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我国第一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然而当时还正处于煤炭的“十年黄金期”，被一时的资源暴利所诱惑而迈不开步，真正感到危机走上转型发展之路是近三年，去年后半年开始看到一线曙光。面对全球经济竞争白热化，以及国内经济南北分化的加速，马太效应显现得更为明显，晋城浪费了近十年的机会成本，这个代价是无法计算的。

 回顾山西和晋城经济的这段发展史，无论能找出多少理由，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那就是我们多年来的“转型发展”也仅仅是喊在口头上，并没有在激励机制上有扎扎实实的改革措施；在激励产业转型的整个支持系统和反应速度上，同中国发达经济地区发展的方向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不仅没有同行，甚至在2016年前还有些逆向而行，以至在最后便形成了一句自嘲式的总结：有钱时不想转，没钱时转不动。

 目前，要加快产业转型发展，首先必须坚定不移地以改革为统领，把激励搞对。所谓把激励搞对，其实就是在确定转型发展方向的同时，必须构建有利于实现转型目标的利益分配机制，给社会一个强烈的信号和预期，打破旧的利益群体的幻想，让新的利益群体和愿意为改革出力的人感到希望，从而倒逼旧的利益群体也愿意积极把自己掌握的各种要素资源投入到产业转型变革中来。从管理学角度讲，就是实现责任和利益的统一。把激励搞对，实际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不仅仅包括对人才的激励，对投资企业的激励，也包括对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改变上的激励，形成有利于各种要素资源合理流动、高效配置的长效机制。

顺势而推，让市场起作用。资源型地区的发展出现断崖式下跌的现象，被称为“资源的诅咒”，近代以来毫不鲜见，英国的曼彻斯特，德国的鲁尔区，俄罗斯、中东地区以及中国的玉门都经历过。说白了就是资源型地区的人们没有经过市场化洗礼，往往习惯于利用非市场化手段，在利用资源疯狂吸金的时候失去理性，居安而不思危，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和系统性风险。中国现在有290多个资源型城市，只是有些转型及时已经挺过来了，有些正在经历，而有些在资源枯竭后没落下来。资源型城市要想实现转型，必须下大决心摒弃政府一手遮天的资源配置模式，按照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念，用“看不见的手”，即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来影响资源配置，同时界定好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发挥好政府低成本公平配置基础社会资源的作用。对山西市场环境和声誉影响最大的是开始于2009年的“煤矿国有化运动”。个人认为，2010年开始的山西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数年推不动，与当时用非市场手段解决了煤矿国有化问题产生的后遗症关系很大。当然这个现象不仅山西存在，北方地区政府普遍存在喜欢用行政手段搞经济，所以造成由过去的“投资不过山海关”变成了现在的“投资不过黄淮河”。

最近，我市开通的晋城—郑州、晋城—焦作的城际公交车，无疑是政府用经济调节手段降低群众出行成本的高招，摆脱了过去靠物价部门的审批权强制让客车降价最后造成“官民”矛盾的情况。可以说对晋城快速融入中原经济圈和城市群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毋庸置疑，这个举措不仅仅在于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是打破了晋城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倒逼晋城人必须用市场化思维去面对全国乃至于全球大市场，对我市同中原经济圈各个城市建立新的成本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营销机制、流通机制、产业分工协作机制等方方面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抓好机遇，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这个产生于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词语，猛地听上去更像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地处内陆地区的晋城，从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一直用地区性思维考虑产业的发展模式问题。如果在以前我们用地区思维考虑产业模式问题尚能理解，那么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用了十年时间快速建成了初具规模的高铁网络，尤其是2013年开始“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全国的每个区域和城市都被拉入了全球化竞争的环境中。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开始逐步摆脱纯粹依靠海洋贸易时代，开始了全新的“海陆并进”时代，由于高速铁路网必将解决用“时间换成本”的问题，这给中国很多的内陆城市形成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显而易见的是，在机遇面前，并不是每个内陆城市都能够及时抓住和善于抓好。

晋城作为一个内陆城市，最终必须依靠高速交通融入全球大市场当中，但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能狭隘的理解“对外开放”是针对于全球的对外开放，事实上，晋城的对外开放必须立足于已有的基础和现实，能有效、稳步地提升非煤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占领就是我们很大的成功。我们在把国际贸易作为考核指标的同时，是否可以将晋城看作一个地区经济体，把同市外的非煤产业贸易建立一个虚拟的“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考核。借鉴我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加入wto的激励政策，积极鼓励在晋城发展各种符合产业政策的制造、加工、贸易产业，并把此项政策作为一项招商引智的举措实施，这样可以鼓励一些企业和产业向晋城集聚，逐步实现晋城加工—晋城制造—晋城智造的产业升级，让晋城的产品走向全国，加快加强晋城经济同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的流动性、互动性，从而推动晋城高质量转型升级目标的实现。

   其实，一个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还在于深化改革，无论世界发达经济体，还是国内已经接近国际高收入地区的城市，都离不开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而所谓的深化改革，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能做的就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敢于打破干预阻碍改革发展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有针对性的在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下建立一套符合地区发展需要的蛋糕分配机制，促进所有要素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做出更大的蛋糕，这才是经济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

 所以晋城经济转型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要鼓励全社会形成一个市场公平、政府高效、法制完善、社会稳定、要素资源合理流动、高效配置的转型发展环境。

(作者吉云光，民建晋城市委委员、宣传部长，晋城市七届政协委员,市产促会通讯会员。）

 （本期责任编辑   段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