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刊》2019年第7期）重温新文化运动-银河网站

（《会刊》2019年第7期）重温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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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还要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关系谈起。首先是新文化运动唤醒了那一代国人尤其是青年学子的民族自觉意识，五四运动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一次重大事件，是国人不甘亡国灭种、多方探索救亡图存的又一次抗争。其次，五四运动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抗议斗争方式。从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大泽乡揭竿而起，到清末武昌城头枪声打响的辛亥革命，都采取的是武装暴动的方式。五四运动采用的是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课等全新的抗议斗争方式，完全是一种新的文明。因此，一定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是“源”，五四运动是“流”，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催生婆”。

近来，重读案头几本研究新文化运动的书，读后有颇多感慨。回顾百年前新文化运动中的那些人、那些事，以及他们对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影响，深感这笔精神财富历经百年后愈加珍贵，值得今人深入研究，进一步发掘并弘扬光大。，整理出以下几个问题，与大家交流。

一、新文化运动产生的背景及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蹂躏，割地赔款、丧失主权，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凄惨境地，而不甘亡国灭种的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进行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反抗斗争。那些受过教育或者出洋留过学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开始努力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先是认为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物质层面搞“洋务运动”，经“甲午海战”却一败涂地。接着又从制度层面发动了戊戌变法，同样遭到了失败。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先驱们又发动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虽然胜利了，但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登上总统大位后的袁世凯一方面明目张胆搞“尊孔复辟”活动，1914年9月发布“祭孔令”，提倡尊孔读经，讲求传统道德。1914年12月23日，又在天坛行祭天礼，其官位设置，上下称呼，处事之道等均有复旧趋势，直至谋划称帝，将复旧推向了高峰。与此同时，残酷镇压革命军队，被抓去的革命党人被当众斩首，围观的群众麻木不仁，甚至拍手喝彩。这种社会心态使先驱们深深感到，要想真正改变中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必须从根本上对国民思想进行改造。这时国家急需敢于担当、大智大勇的人才，也确实造就了一个英雄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对孔教、儒学、文言文等传统文化进行了一系列集中而猛烈的批判。同时在吸收西方文化和思想方面比如在介绍西方优秀的文学作品、先进的科学理念，还是社会制度方面，都作了多方面的有益尝试。这一切，最终的目的都是为寻找变革中国的方式与方法。人们把这一运动称为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所“新”之处，就在于它开创了一种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全新文化。一般认为，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标志。一年后，该杂志改名为《新青年》。这份杂志一经出版，即引起轰动。陈独秀在创刊词《敬告青年》中说：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石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在这篇《敬告青年》中，陈独秀对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他希望青年们是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条意见可以解析为：向往自由、追求进步、积极入世、放眼世界、现实理性、相信科学。《敬告青年》一文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贯穿于六项标准中的一条红线就是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民主是检验政治、法律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的准绳。从这时开始，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在中国大地上吹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由以上历史事实观之，“五四”运动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直接受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回首这一百年历程，中国的国际地位经历了一个从屈辱到崛起、从不平等、不独立、无自主权到有自己特色的独立自主外交的艰辛过程；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低迷到繁荣、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谋求，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曲折过程；中国的教育事业则从蔡元培的北大改革、张伯岭的南开规划、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梁濑溟的乡村建设，到今日的教育体制、招生、课程全面改革，经历了一个“上下而求索”的过程。当然，这些深刻的变化，卓越的成就，都是一个世纪以来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结果。当我们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这一百年来的历程时，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新文化运动这个重要起点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今天中国的辉煌。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极重要的一笔精神财富。

二、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束缚人性，控制人的自由意志，是一种十足的奴性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反对儒家的“正统思想”，对人的奴隶地位提出挑战，呼唤人格独立，激发了广大青年追求新思想的热情，促使人们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探索救国救民的新出路，在近代中国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风暴。

“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于1919年1月正式提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高举的两面旗帜，人们习惯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的提出对当时的社会震动巨大，也引发了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争鸣，主要是各人对“民主”与“科学”含义理解不同。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书中，曾明确提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五四时期的人们所举起的民主的旗帜，是西方民主主义旗帜，他们以为西方民主制度能使全体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对“科学”也有许多不同理解。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书中写道：“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他们举起科学的大旗，是用以“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鬼神）”，“反对国粹和旧文学”。用科学作武器，反对传统思想中脱离实际、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含混、笼统等种种弊病。

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新青年》的创刊者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痛斥“忠孝节义”为“奴隶之道德”，认为当时的社会制度、人心思想皆崇虚文名教。“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由一个被视为“狂人”的正常人的心理独白告诉我们，在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控制和禁锢后，人们不但不自知，反而会不自觉地维护着封建礼教，并将这种影响一代传向一代，从而得出了封建历史是满纸“仁义道德”而骨子里全是“吃人”的结论。胡适在《请大家来照照镜子》一文中曾公开表示中国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

很显然，上述言论都很“激进”。但要认识和理解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还得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寻找答案。鸦片战争失败后，为了解救危难的中国，一代接一代的志士仁人们开始从西方和日本的强大中寻找经验和方法。洋务运动旨在师习技术器用，戊戌变法是试图学习制度操作，辛亥革命欲仿效西方之国体建设。但是，在每个阶段都没能尽如人意地完成其既定目标。这使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认识到，对于几千年来尊皇思想和封建等意识传统文化，若不采取矫枉过正的方式，要完成制造舆论，唤醒和组织民众，从而实现变法图强，几乎是不可能的。陈独秀曾这样形象地解释说：“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进化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指出，先讲调和于革新的目标无益，要实现五十里路的目标，必须先强调走一百里，“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大多数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路程。这就是调和。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因此，不能体察这些新文化人当时面临的内心焦虑状况和战斗情绪，不能体会他们面对山河破碎、国家百废、民族危亡之下思想与政治的严峻急切，也就无法明白那一代新文化人的良苦用心。

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精英，摒弃“妄自尊大”的“老大帝国”心态，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严复早年赴英国求学，将自由观念引介到中国。他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密尔的《群已权界论》等自由主义经典名著，通过挖掘西方典籍中的自由民主思想资源来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批判。他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和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融合，归纳成《天演论》一部新著，并总结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精辟观点。该书一经出版，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许多青年如久旱逢甘雨，如饥似渴地争读这本先进理论著作。“物竞”“天择”等词一时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三、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和现代科学教育的推广

当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希望用“德先生”和“赛先生”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但是如何将这民主和科学的理念传播出去，为大众所接受，便成了大问题。晦涩难懂的文言文显然不适合作为新思想的传播形式，于是“我手写我口”“言文一体”的文话文便自然而言地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突破口。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正式提出要让与文言文对立的白话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钱玄同也及时喊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予以支持。到了1918年1月，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杂志——《新青年》已经全部改用白话文。同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紧接着《每周评论》《新潮》等白话月刊相继创立。这场提倡白话文的运动看似就这样热热闹闹的开始了，然而尴尬的是这一系列的活动更像是几位新文化闯将的自说自话，在当时并未激起多大社会反响，遭到了社会众人的漠视。为了改变这种处境，曾经在上海做过编剧的刘半农想出一个主意，与钱玄同一起自导自演了一出奇特的“双簧信”。1918年3月，《新青年》杂志第四卷3号上，发表了一篇署名“王敬轩”的人写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该文4000多字，全部用文言文所写，不用新式标点，以一个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卫道者的身份，列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所有罪状，极尽漫骂之能事。而就在同一期上，还发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记者半农之名写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的文章《复王敬轩书》，全信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这一出双簧戏旗帜鲜明，在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真正的“王敬轩”开始对新文化运动发难。守旧派大师林纾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要求将陈独秀、钱玄同从教师中除名，还在《新申报》上发表了两篇《荆生》和《妖梦》的短篇小说，讽刺文学革命领导人。然而这一出双簧戏却更多地引起了青年学子和社会进步人士的喝彩，在论辩中新文学的声势逐步壮大。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白话文已经大行其道，文言文反而逐渐被“束之高阁”了。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在寻求救亡图存、救国济民的良方时，首先看到了教育在西方社会变革中的巨大作用。因此，通过举办新式教育机构的方式来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原京师大学堂初创于1898年12月。辛亥革命后，效仿西方教育制度，于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虽说校名改了，可是换汤不换药， 仍然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1917年1月，蔡元培被任名为北京大学校长。他就任校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请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名流到北大共同治理北大。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启蒙和救亡”为主的新文化运动。蔡元培被陈独秀敏锐的思想所折服，当即决定聘请他为北大文科(文学、哲学、历史各门)学长。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陈独秀来到北大，《新青年》的编辑部便从上海迁移到北京。随后又聘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等这些在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学者齐聚北大文科，北大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地。蔡元培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和“网罗众家”的原则，除了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还留聘、新聘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但思想保守的教授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民主自由的学风，一扫沉闷颓废的旧习气，这时的北大，群星璀璨，人才辈出，一大批青年正在觉醒，努力探索着救国真理。1919年5月4日 ，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四运动”。由于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特殊作用，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扬言要解散北大。为了保全北大，保护学生，蔡元培愤而辞职，离开了北京。后人在书写蔡元培的传记时，这样评价蔡元培，“他是新文化运动之父，他通过改变一所大学而改变了一个民族！”

新文化运动不但催生了一批文学工作者，也促进了现代科学教育在我国的推广。比如西医药学等。我国传统中医的“望、闻、问、切”，注重的是人体与天地运行的契合，其致命的缺点是“入门难、道理玄、不精确”。在解剖学和化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医能够在中国发展起来，是20世纪初一大批学子远赴海外学习西医药学知识归国后推动成就的。我国的医学院在新文化运动前几乎没有，西医医院的数目在1920年后才迅速增加，从之前的不满150所飙升到了1936年的926所。 1915年，全国仅有23所医学院校，这些院校全部是教会医学院，多集中于广州等对外交往比较多的城市，且几乎都是外国人办的。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国人开始逐步接受西医，开始客观看待中西医学之间的差别而不再将西医妖魔化，中西医有了互取长短的可能。在互相借鉴的过程中，我国医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再如西方音乐和美术。20世纪20年代，萧友梅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规模较大、制度较健全、独立设校的音乐学院——国立音乐学院，它完全借鉴欧美的音乐教育体制，为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新的音乐人才，为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方油画作为西方优秀文化的一部分被引进中国后，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促进了我国传统绘画的发展，进而挽救了国画的衰落之势。1921年，刘海粟与几个朋友创办的“天马会”在上海举办画展，康有为到访参观，当得知刘海粟已创办了新式的美术院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时，康有为大为赞赏。除了上海美专，当时中国以京、沪、杭为主的地区也相继成立了美术院校，通过教育途径传播西方油画，发展中国的美术事业。在将西洋油画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的探索中，俆悲鸿在题材、构图、色彩等具体实践中，不断致力于将油画这一外来画种培育在中国传统艺术土壤中。在其成名作《田横五百士》中，他将田横与五百壮士告别的场景作为题材，在人物的描绘中，既充满了传统造型艺术的恢弘气质，又具有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中的简约与流畅之风；在色彩的选择上，俆悲鸿用传统水墨的色调，又呈现出一定的光泽感，使得油画既有西方古典油画的色质，又蕴含着东方神韵；在用笔上，将西方的摆法用笔与中国的写法用笔相结合，严谨而不失豪迈、厚重又透着轻捷。因此，《田横五百士》成为油画“中国化”创作中的里程碑，这也是我国第一次以巨幅油画形式反映中国人追求正义的民族气节，抒发了国人壮烈的感情和理想。

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

20世纪初，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们如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等都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等革命家建立了国民政府，政府的体系及所颁布的临时约法都能看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子。诸如参议员、临时大总统、法院等行使统治权并规定人民的自由、权利和义务，也都体现出《民约论》中人民主权、公民以及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思想。孙中山主张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影响。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是在提倡国家“自由”，“民权主义”则是在提倡人民在政治地位上的“平等”，而“民生主义”图的是四万万人的幸福，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举几例。先谈出版业。出版业既是重要的文化传播主体，又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处于清末民初动荡的特殊时期，商务印书馆作为当时出版业的引领者，既存在着文化理想和商业利益的冲突，又存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激烈冲撞。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他以“温故知新，二者并重”的理念，以同时出版译介西方著作和整理古籍、大型工具用书以及新式课本的方式，为商务印书馆搭建了连接新与旧、中与西的桥梁。到了1905—1921年，其出版内容由西方制度介绍转移到对西方社会思想的介绍上来，严复《天演论》《群己权界论》《法意》等的出版，令国人眼界大开，使商务印书馆的选题决策者对西学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也标志着它以介绍经世济用的著作向引进理论经典的重要转折，很好地迎合了五四时期对民主自由的提倡。

新文化运动时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我国的图书馆、电影等，大步进入普遍大众生活。中国的私人藏书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清末被近代图书馆所取代，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遗憾的是之前的藏书家所藏的图书却不对外开放，只供家庭后世子孙享用，以达到读书传家的目的。近代社会的巨变，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理念的引进撼动了稳固保守的农耕文明，封建专制制度也迎来了其风雨飘摇的最后统治时期。辛亥革命之后，私人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的转变就已经在陆续地进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各种新的学术思想、新的观点、新的书刊资料迅速增加，唤醒了人们的求知欲，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图书馆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共享的重要性。1915年，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图书馆规程》和《通俗图书馆规程》，这是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第一批图书馆事业的法律文件，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司法上的肯定与支持。1917年，留学国外的沈祖莱、戴志蹇、胡庆生等纷纷回国，他们把在美国学到的先进的图书馆理念带回了祖国，倡导仿效美国的图书馆事业建立中国新式图书馆。经过多方宣传和呼吁，加上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新图书馆建设在全国掀起高潮。民国初年，国内图书馆只有20多所，20世纪30年代，包括图书馆、民众教育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等多种类型，数量已经超过1500所。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是表现中国传统的京剧艺术。1905年，适逢京剧大师谭鑫培60大寿，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自己购置设备，拍摄了谭鑫培主演的京剧片断《定军山》。1913年，郑正秋、张石川合作成立了新民公司，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电影《难夫难妻》（也称《洞房花烛》）。这部故事片以广东潮州的封建买卖婚姻为题材，表现了挣扎在旧式包办婚姻中的青年男女的无奈与痛苦，猛烈地抨击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电影作为当时新兴的艺术形式，原本由精英文化人引入中国，并且将大众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作为电影表现的内容，真诚地同大众开始交流，就是希望人们可以更加自由，社会可以更加进步。时至今日，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一个世纪，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都能以通俗的形式沟通着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延续了百余年。

再谈交通和服饰。中国传统的交通方式主要是借助人力、畜力以及水流等自然的原始动力，而这些动力来源，或是能量有限，或是来源不足，再加之中国地域辽阔，地貌复杂，常有崎岖不平的山路土路，因此出门远行在古代人看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安土重迁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种传统观念。但是西方新的交通工具——自行车、人力车、汽车、火车和轮船传入中国后，人们有了更多机会走出去，眼界得以打开，思想也随之开花。西方交通工具的引进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改变了城市的发展，也改变了古老中国故步自封的传统观念。服饰变革往往反映社会变革的一个侧面。受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就对服饰穿着有严苛的规定，不同等级的人要穿不同的衣服。满清时期，有身份的都穿长袍马褂，穿西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洋务运动时期，顽固派认为穿西服是有失体统、崇洋媚外的卖国行径。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服在中国大行其道，一方面促使中国服饰西化，现代化，另一方面也促使西服中国化、本土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西服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百年来，从最初被视为“异物丧俗”，到后来被革命赐予自由、平等的意义，再到如今成为正式场合的礼仪着装，西服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蜕变过程，而其中创新、改良以适应社会发展的精神是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回味学习。

五、结语

回顾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为救亡图存、救国济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开放态度，为推动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是，耐人寻味的是，百年后的今天，新文化运动初期国人争论的问题有些仍在延续，只不过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换了个新“马甲”而已。我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必须予以充分肯定，新文化运动精神对当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有重要意义。

1、新文化运动是为了解放人，使国人成为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人人平等之人。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一书中提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也”。“新民”，就是革新人民的思想，人民有了新的思想，才能成为有自由、有个性、懂权利、守义务的新国民。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强调：“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深感中国积重难返的原因在于文化的落后和思想的禁锢，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倡导个人主义，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形成自由独立的人格。

鲁迅选择用文学改造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他创作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孔乙己》等，对封建礼教无情的揭露，对国人的麻木愚昧进行深刻批判，都在警醒人们反思自身。因此，新文化运动是呼唤人格独立、争取人成为人的运动。这是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根本。

2、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认为，要救亡图存，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首先要冲破传统文化对国人的思想禁锢，从根本上对国民思想进行改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孔子和他的信徒们安身立命学说的精髓，是儒家学说的根基。自汉武帝强令“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子儒家学说成为我国的“正统思想”“主流思想”。传统文化的“三纲”强调的是一方必须服从一方，臣要服从君，子要服从父，妻子要服从丈夫，他们之间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造成个人没有人格和思想独立；传统文化以“唯我独尊”自居，盲目自大，对外来文化不屑一顾，一概排斥，导致国家长期停滞不前，近代以来屡遭外人欺凌。新文化运动反其道而行之，矛头指向儒家的“正统思想”地位，反对传统文化中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人性自由发展的这部分糟粕；对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秉持开放的态度，积极的引进和宣介推广，使长期沉睡的东方巨人开始觉醒。但百年来的历史进程表明，文化的重塑绝非易事，要对国民性进行根本改造，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3、百年新文化运动告诫我们，对待世界优秀文明成果，要秉持客观独立的态度，既不要一味排斥，也不可肆意盲从，要将其置于中国的实践，与中国文化融合发展。百年来传入我国的外来文明，有的适应了中国的环境，在与传统文化融合中，走上了一条“中国化”之路；有的外来文明在历史发展中，褪去了最初的光彩而被淘汰；有的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虽遭遇了种种误读，但仍在艰难的前行。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向，但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个别不法之徒为了自身利益，越过道德底线，危害他人，危害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有人就将此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殊不知当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坚持市场化改革功不可没。当前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还要靠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而不能重新返回老路上去。倒退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是历史的结论。

综上所述，在当今中国上下万众一心，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如何传承和弘扬光大新文化运动这笔精神财富，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刘祥英著《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1月版；

2、刘勇 李春雨主编《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版；

3、刘勇 李春雨主编《新文化运动与世界文明》，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版；

4、姚鹏  范桥编《胡适散文》第二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5月版；

5、王得后著《鲁迅与孔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本文系作者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会议上的演讲节选）